本人虽不好喝酒，但研究白酒价格、销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及GDP增速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10年。最近名声大噪的人民小酒，酒精度52度，价格99元/瓶，究竟贵不贵呢？国内白酒的消费结构扭曲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什么？本文试作分析。
人民小酒价格偏中档
为了分析方便，根据中泰证券研究所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师范劲松对白酒的研究，本文将白酒分为五个档次：第一档次——高端白酒，包括天妃茅台、普通五粮液、国窖1573、梦之蓝M9M6等。售价500元以上；
第二等级——第二高等级，包括天之蓝、52度剑南春、方水晶珍酿8号、酒鬼酒红檀、青花瓷20年、老窖窖龄酒、西凤酒、红花郎15年、52度棚子酒、顾靖16年等，售价300-500元；
第三档——高端，包括海之蓝、5年、口子窖6年、老窖特曲、老白粉系列、42度、红花郎10年、42度稻花香、50度伊力特、迎驾系列等。售价在100-300元之间；
第四档次——低端，包括金种子酒、老白干酒、泸州老窖特曲和二曲系列、金六福、香泉、枝江王、斯特酒等。售价60-100元；
第五档——低端，如牛栏山、老村长、金九、歪嘴郎、稻花香、各种酒瓶，售价在60元以下。
数据来源：京东、微酒，中泰证券研究所范劲松提供
按照上述分级标准，定价99元的人民小酒属于中低档，但价格已经接近中端白酒的下限，并不算太便宜。根据中国100元以下的低端和中低端白酒销量占白酒总销量的90%,范劲松的计算，从这个角度来看，定价99元的人民小酒，属于人民的主流消费水平，但价格非常接近高端白酒。
人民小酒火爆改变不了中低端白酒的颓势
据说生产人民小酒的烟波酒厂突然火了，人民小酒销量天翻地覆。短短两天，人家小酒就卖出了2000瓶，销售额100多万元，这还是限量供应、实行“限购”情况下的销量，而前一天的销量可能只有几万元。
洛克酒业位于贵州省盘州市。如果人家小酒供不应求能带来低端白酒行业的振兴，或者给贵州其他小企业带来新的活力，那就很令人期待了。但根据范劲松提供的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中低端白酒销售增速几乎为零，如中低端酒的增速只有1.8%，而占白酒销量超过三分之二的低端酒则是负增长，为-0.6%。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消费升级，使得中高端白酒销量增加，低端白酒销量减少。但白酒销售结构的变化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如果是消费升级，低端、中低端、中高端、次高端白酒的销量应该是由低到高递减的。事实上，除了高端和次高端白酒有两位数的增长率外，中高端及以下白酒的增长率接近于零。
二级和高端白酒销售增速分别为20.6%和14.6%。虽然增速喜人，但由于基数小，即使大幅提高销售增速，与中高端及以下白酒的销量也不存在权衡关系。也就是说，消费占白酒总销量90%的中低端消费者对普通白酒的消费，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增长；同时，没有迹象表明高端白酒销量上升与低端消费者的消费升级有什么关系。
从下图可以看出，高端和次高端白酒的销售额之和占白酒总销售额不到1%，但销售收入却占到近20%；低端白酒虽然销量巨大，但销售收入占比不到25%。
按价格分类的白酒销售收入占比（元）
数据来源：京东、微酒，中泰证券研究所范劲松提供
假设2017年茅台酒厂高端白酒销量增长到3万吨，其销量仅占白酒总销量的0.25%，根本不可能是一个能容纳普通大众消费升级的产品。事实上，高端和次高端白酒的总销量还不到白酒总销量的1%。即使其增长率翻倍，也不可能成为大众消费品。
为何要让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2016年以来高端白酒价格的上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即收入差距扩大，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6年的,湘泉42度多少钱一瓶4.jpg">数据来源：京东、微酒，中泰证券研究所范劲松提供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同时，全国白酒销量的增幅接近40%（见上图）；同时，2010年民间投资增速也高达30%，居民收入增速达到两位数增长；2016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大幅降至3.2%，相应地，农民工收入名义增速只有6.6%，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看，2015年为6.9%，2016年为6.8%，今年上半年为6.1%，呈现下行趋势。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可发现，2012-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下行，但2016年起则出现了回升，这也可以解释2016年以来奢侈品消费增速明显快于普通消费品增速的原因，除了高端白酒之外，豪华汽车、智能坐便器等高端消费品的增速也大幅上行。
国内基尼系数变化图
本图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何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会出现上行呢？我认为，可能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基尼系数似乎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加快有关，同时也与制造业投资不振有关，因为房地产投资加速的背后一定是房价大涨，“房东们”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而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往往是为了对冲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属于逆周期政策工具。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本质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供给端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放缓，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互为因果。
因此，从需求端出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体现。“十九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要全面脱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无疑将成为当今世界一项最伟大的工程。
不过，仅仅让贫困人口脱贫，还不足以让全社会消费水平再上一级台阶，只有把中低收入群体的整体消费能力提高，才能解决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2015年以来，居民买房加杠杆的现象越演越烈，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不断攀升，大致匡算，2016年居民用于购房还本付息的支出，约占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3%。因此，消费不振与居民房贷压力过大不无关系。
如果能够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那么，炒房之风就可以得到抑制，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就可以逐步实现。
因此，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定论非常重要，即今后要避免采取“低质量”的手段来稳增长，避免走投资拉动GDP的老路，因为这无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