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旭
桌面上有清醒的疯子，也有喝醉的正常人。他们都知道，负担并没有真正扔掉，那种说不出的孤独依然会在第二天早上袭来。
在沈阳万顺啤酒屋“什么叫孤独失意？都在酒里”。
这是王喜顺说的。
他抱着双臂，手里捏着一根烧了一半的香烟，站在“万顺啤酒屋”的牌匾下。
沈阳，万顺啤酒屋，“穷鬼的天堂”。图/国家岳峰
红色的LED灯打在他身上，远远看去像个鬼。他觉得自己像个“穷光蛋”。
王喜顺刚和客户喝完一杯，觉得不尽兴，就来北市再喝一杯。
但其实他来的主要原因是“装修工作还没做完，下个月还要住”。
这个他认为不错的“找酒喝”的习惯，一直保持了十几年。
他说他和那些上了年纪的“酒蒙古人”不一样。他要么是贪杯，要么是想过来坐一会儿。“吵吵闹闹，相当有活力”。
他在窗边画了两次比较，说：“看这个玻璃。虽然不落地，但是从里到外看起来都很亮。”
夜晚的这个时候，属于王喜顺和另一群陌生男人，偶尔有女人。
站在路边看着他们的行为，感觉这些人是要一起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舞会。
他们的大部分衣服都沾满了泥土或油漆污渍。即使他们自己不报，也能猜出他们的职业。
推开啤酒屋那扇门，他们略显愁苦的面容立马舒展开来。
在外边就算有再大的怨气，一进来，也都消弭掉了。
2021年4月13日，沈阳万顺啤酒屋。图/国家岳峰
一个“孤单个体的家园”
王喜顺道：“这里有酒有菜，而且便宜。谁换谁就得开心。”
他今年36岁，沈阳人。他很高，喜欢穿皮夹克。
他形容自己“classy”(时髦)，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喜顺就投身于乐队。那时候他觉得摇滚乐是救赎，是以后稳定的方向。
但是生活给了他一个教训。
他们乐队默默无闻，王喜顺意外结婚生子。当他不得不向一个朋友借钱买大米时，他从梦中惊醒。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他爱上了捅人。
喝点啤酒，听听别人无聊的对话，成了他自娱自乐的方式。这是因为“挺放松的，家里给不了这些东西”。
但其实他已经很久没去过万顺啤酒屋了。和那些整天泡在里面的人比起来，他还是“有点落后”。
王喜顺一开始特别纳闷：“这些人怎么什么都不做？”
听了一些故事后，他渐渐明白，其实“无事不做，无事不登三宝殿”。
在万顺啤酒屋，做作是不受欢迎的。图/unsplash
有人下班了，就再也不上岗了。时间长了，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就靠垃圾箱翻一些垃圾为生。
喝点酒，吃碗面，加个煎蛋，是他们对未来最具体的想象。
有些人已经落下了残疾——不是天生的，而是年轻时精力充沛，与人争斗，摆脱了。
王喜顺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一边空着袖子，另一边正举着胳膊往嘴里灌酒。
听了这么多这样的故事，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经历是认真的：“我的青春很痛，但和这个比起来，不算什么。”
然而，除了酒桌上的那些“原住民”，也有一些人是
单纯地过来排遣寂寞的。王希顺见过约朋友过来谈心的，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讲到哪了，索性就撇开作为工具的语言，直接用碰杯表示理解与认同。
用七八十块钱请一回客，在混乱与嘈杂中，把满肚子的苦水儿倒个干净，何乐而不为呢？
像王希顺这样自己来的，当然也不在少数。
有些已经跟老板娘混了个脸熟了，但即使这样，还是得按规矩行事，先结账，而后才能把菜和酒端走。
一个人来的，得靠边儿坐，这是店里的“潜规则”。除了这一条，还有两条：一是酒蒙子坐在中间的桌儿，这样不耽误事儿；二是，不许打仗。
王希顺回忆，早年有不少喝闷酒的人，喝完了就愿意挑事儿，扒拉几下，就滚到一块儿去了。
但双方好像也不真生气，推搡完了，就重新坐到一块儿，继续推杯换盏。
这些年，客人之间更没啥脾气了。一方面是因为管得严了，再一方面，来这儿喝酒的人也都没什么锐气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同一屋檐下的人，都不容易，没有必要相互为难。
“欺负和自己一样的人，是最让人看扁的事儿。”
所以，到了晚上，一般的流程是，自己先喝，喝到差不多了，再凑到一起。
有闲钱儿的去买酒，没有的，就知会一声，下回补上。但能不能有下回，谁也不知道。
今朝有酒今朝醉。
作家郑执小说集《仙症》，郑执曾在“一席”演讲中提到万顺啤酒屋。
作家郑执曾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了这家啤酒屋，他的文学性说法是：“如果此地终将消亡，那么这些灵魂将何处安放？”
自那往后，做自媒体的本地青年和来沈阳玩的游客，也纷纷来此地打卡。
这个被称为“穷鬼乐园”的地方彻底火了，墙上还多了一张老板娘和郑执的合照。
带着猎奇目的来的年轻人变多了，他们用镜头扫过这个空间以及当中的那些人。
他们试图记录下什么，但最后又好像沦为空泛，只能呈现同质化的探店内容。
许多慕名而来的人不免失落，这里的菜与酒的味道并不让人惊艳，它们只属于家常。
事实上，开了三十几年的“万顺”早已成为那些“爱喝两口”的人的家园。
比起“穷鬼乐园”，它更像一个“孤单个体的家园”。
用王希顺的话说，这儿就是一间收容站。文学与影像没有办法完全承载这些复杂的情感，但这间房子却可以容纳那些苦楚、怅惘与孤独。
一个人喝酒的食客。图/国岳峰
那个落单的老头儿
在以工人村闻名的沈阳铁西区，同样有个“穷鬼乐园”。
据说，这个称谓就是从这片儿传出来的。
铁西广场旁工商局的胡同里，原来有家卖酒、卖花生米的小店，从车间出来的工人，就算再累，也得上这儿整一顿。
他们在凝固了机油的裤子上蹭两下手，从塑料袋里掏花生米，把红皮儿搓掉，嘎嘣嘎嘣地嚼，最后一仰脖，喝一口，这一天就算完满了。
后来，铁西工业不行了，这店儿也就黄了。
新旧的交替，在餐饮行业同样存在。
隔着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面馆，叫“老王四季”。
老沈阳人都知道“老王四季”，人们像完成接力一样，把“穷鬼乐园”那个带着戏谑的称谓，交给了这家店。
王希顺也常来这边办事儿，事儿办妥了，就过来喝几口。他每回都点老三样：扎啤、抻面和鸡架。
这儿的鸡架分两种――煮的和拌的，主打的是前者。
这对于口重的沈阳人来说，并不是很友好，“煮的总显得有些寡淡”。
而店内的气氛与北市场的“万顺”相比，也有着云泥之别。
与招牌料理鸡架的待遇一样，店里也显得有些许凄清。
人们更愿意把这里当成一个饱腹的临时处所，面条秃噜完了，就起身走人。
“喝大尾巴酒”在这儿很罕见，就算是碰上无事可做的夜晚，人们也不愿意过多地把心事交付在这里。
但也正因如此，有些落单的人可以安放他们的孤独。王希顺的印象里，就有个这样的人。
有人用热闹掩饰忧伤，有人用孤独对抗孤独。图/unsplash
这老头儿60多岁，在这块儿正经算得上是个传奇，他身体精瘦，顺着衣服的边沿，能隐约见到他还没萎缩的肌肉线条。
听别人说，他是厂子里的老技工，手艺成了他吃饭的家伙事儿，不管啥时代，都没饿着过。
他头发半白半黑，胸前挎着个老花镜，站着点菜的时候不戴，坐下了才缓缓地架在鼻梁上。
他还随身带个挎包，包里揣了个平板电脑，看小说用。
一般情况下，他点俩菜，一个固定的菜式――炸花生米，再一个，是随心而变的炝拌菜。
酒一般先点四瓶，启开就放在桌边，他边喝边看平板。
他喝的速度极慢，但每一回抬手，直接就干掉一整杯。
喝干净了，就再要，一直能从日头升起喝到月亮出来。这么做的底气，来自没人催促。
通常，他不瞅边上的人，除非是谁说话声音大了，或者有意无意提到了他认识的某人的名字，他才会隔着镜片看两眼。
看完了，接着在屏幕上浏览自己的东西。
没人知道他到底在读什么，从他身旁路过的人，有好奇的，就瞟一下，他那个平板电脑上有时写的是“成魔修仙”，有时则蹦出拗口的俄罗斯人名。
没人和他说过三句话往上，准确地说，说完三句话，他就自动转换到用“哼哈”二字敷衍的模式了。
鲜有人乐意自讨没趣，所以，他在店里也就成了一个悬浮的谜。
琳琅满目的菜品。图/国岳峰
用孤独对抗孤独
“你说他孤单不？我认为不。”王希顺自问自答。在他看来，这同样是一种合理且充实的生活方式。
有人用热闹掩饰忧伤，有人则更为极致，用孤独对抗孤独。
之前有食客把这老头儿拍到“抖音”上，在王希顺眼里，“那行为特别无聊”。
他觉得，现在好些事儿都变了，连享受宁静、一个人待着，都成了某种怪诞。
作为一个肩负家庭经济压力的男人，王希顺常常羡慕那个老人的生活。
他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天，坐在店里，心如止水地干点事儿。
“哪怕摆摆扑克牌，给自己算一卦，都挺有意思。”但他的想法从来没和家里人说过，在家里他保持缄默。
在孤独的问题上，人们生来就实现了平等。图/unsplash
在这个略显压抑的状态下，孤独感便经常找上他，挥之不去。
当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他就找“穷鬼乐园”。和酒友们打成一片，或者游离在虚无的欢声之外，他都有过。
他始终认为，没有哪一种状态更好或者更坏，在孤独的问题上，人们生来就实现了平等。
“既然每个人都有，那就没有放大这种状态的必要，找个‘穷鬼乐园’，喝一杯，啥事儿都没了。”
自从“穷鬼乐园”这个说法在网络上流行，越来越多没落城市中的餐馆都给自己扣上了这顶帽子。
哈尔滨、绥化、抚顺、四平等地的店主们也主动或被动地跟起了风，追赶着潮流与时兴。
但不论怎么往前走，还是有人被落在了后面。
他们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乐园，一通猛灌之后，桌面上有清醒的疯子，也有喝醉的正常人。
他们都清楚，负累没有真正被抛却，那种难以名状的孤苦情绪，第二天一早仍会袭来。
“穷鬼乐园”不够好听，所以有年轻人叫它们“失意者的和平饭店”“夜归人的深夜食堂”。
王希顺在手机上刷到过这些优雅而别致的叫法。
他说，的确很浪漫，但挺招人膈应的。因为，“在这儿，不流行矫情，唯一通用的语言就是酒，干了这杯，谁也不许觉得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