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清/整理胡和吴/审批
2022年5月14日，南京大学刘易之历史学院“边界在哪里：新视野中的明清边疆”网络系列讲座第八讲。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作了“坚守与适应：明代西南边疆建康院后裔的坚守与生存策略”专题讲座，探讨了贵州建康院后裔在地域社会中坚守身份与适应的过程。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主持。近300名师生在线参与。
问题的提出和史料的来源
讲座一开始，吴教授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探讨了这项研究的缘起。十几年前他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名为《明王朝遗民部落：古屯堡游历记》的纪实文学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吴教授对贵州的古屯堡更是闻所未闻。他很惊讶，但是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吴教授有机会对书中所写的安顺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了当地社会汉彝并存的局面。历史学家的职业敏感，让他开始有了更多了解地域社会各个群体祖先的欲望。吴教授博士论文选题时，正值清水江文献包括碑刻、谱牒、契约等史料大量发表的阶段。中山大学、贵州大学、贵州省档案馆、凯里学院等单位的相关出版计划，使吴教授对民间文献的溯源，对明清以来贵州的民运思想的追溯成为可能。
古屯堡遗址
魏入黔军属及其后代的去向
贵州卫生所与明代的许多卫生所相比，规模庞大，地位特殊，而且大多是真正的卫生所，辖区庞大，军民兼管。明代贵州卫生所的设置过程，可以概括为曹提出的“由点及面，逐步扩大”。该地区的卫生院主要分布在平西圩至普安微沿线。洪武四年建立的贵州卫和永宁卫建立较早，其余大部分是洪武经营云南十五年后逐步建立的。在贵州卫生院的空间分布上，区域内的24个卫生院可分为上六中心、下六中心、西四中心、边六中心、贵州卫生院、贵州犍为和普什、黄平二卫和千户，呈“一线”分布特征。与同期其他省级机构相比，贵州的卫生院数量位居第一。
为了响应魏昱学院的建立，明代有多少人移居贵州？曹老师认为，在目前贵州12.7万户的基础上，洪武朝约有14.2万人进入贵州。如果算上家庭成员，移民总数可能已经达到42.6万人，占当时贵州总人口的40%。当然，这个计算是基于研究所的标准人员配置。吴教授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有所不同。成年时期，贵州连长南宁柏茂荣曾说“贵州首府旗兵16.18万余人”，这还不包括边防人数。然而，曹先生统计的数千个诊所的数字存在一些出入。比如铜鼓围有五千个诊所，实际有一万两千个。所以贵州诊所的实际官兵人数可能更多。
吴教授根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年收藏的《贵州武陟选书》的整理，提出明代人口大量涌入贵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洪武时期完成的，而是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吴教授曾统计了贵州平岳、安南、清朗、平西等地的人口来源，认为
在明确了贵州军人移民的基本情况后，吴教授进一步问，转移到卫生院的人及其后代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要去哪里？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首先，明初派驻贵州的武官大部分被明末取代。在明清的历程中，为国捐躯的人很多。在科考方面，贵州卫所后代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出色，卫所出身的高中官员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到了清代，这些研究院的后人延续了学者的态度和身份。如贵州前卫潘润民，其祖先潘兴国明初来贵州，家族自嘉靖十六年起传诗传书，得以保持“雍容华贵二百年”。其次，因为体制的原因，明朝的守备部队多居住在集中的社区，世代居住在大小不一的“村落”和“城堡”里。卫所后裔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在清代、民国文学中常被称为“土人”、“屯堡人”、“风头鸡”。第三，卫所的官军及其后裔也有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现象，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是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虽然洪武朝有很多带家眷入黔的情况，也有卫所官兵正统后必须娶妻的规定，但实际上贵州狭窄的平坝地貌所能支撑的人口规模是有限的，所以有些卫所后代选择了“去景区生理”，为跨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因为情况比较复杂，吴教授用具体的例子来解释。
卫生机构中的军属与“文化岛”的形成
吴教授以清水河下游的铜鼓圩和五开圩为例，介绍了卫生院军户的身份标签和文化认同。按照明朝的制度，一卫要管辖5000家，而通谷卫和五开卫都很庞大，分别管辖12家和16家。明廷如此设计，是因为与威尔相邻的古力府长期未纳入王朝体系，叛乱频繁。明初虽有旷日持久的官司，但仍需军事力量威慑，于是广设千户，形成一户一司的格局。
吴教授指出，龙里学院在区域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突出了学院选址的逻辑性。贵州的卫生院一般都建在平坝上，水源丰富，龙里以龙溪河为水源，周边山区广泛分布着苗寨。他指出，虽然该地区有许多苗族和侗族，但龙里人有强烈的汉族认同，甚至于虞丘称之为“汉族文化的孤岛”。同时，龙里的建筑景观颇具江淮之气，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强烈认同。接下来，吴教授试图从历史逻辑上进行解释
是何种社会机制造成了隆里六百余年来的文化坚守。
贵州隆里古城
吴教授认为，地方社会存在的三种社会文化机制，对于隆里人的身份认同形塑助力颇多。第一种是隆里人的身份记忆和歌谣传唱习俗。隆里民间传唱的民歌歌词、地方长者栩栩如生的历史记忆都不断诉说、强化着隆里人明初入黔、镇守边疆的历史使命。很多老人对祖先字辈及祖籍县名都能脱口而出，地方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宗祠门联亦诉说着同一段历史。在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吴教授将《明实录》《隆里所志》中的信息与包括碑刻、族谱在内的民间文献进行比对，厘清了隆里地方社会明清数百年间的结构化过程。
第二种是对所谓“状元”轨迹的追寻。吴教授发现，隆里有很多有关王昌龄的遗迹，王昌龄在隆里所人的身份坚守中扮演了重要的整合作用。本地人认为，王昌龄到过的龙标即是隆里。那么为何隆里人要引进王昌龄作为文化符号呢？吴老师提出，这其实是卫所制度下本地人对科举有所需求的体现――通过对王昌龄的塑造，隆里人被凝聚在了同一文化符号下，更利于科举的成功。与此同时，王昌龄左迁龙标的背景也恰恰契合了隆里所人充军守边的边缘心态。隆里所人不仅借王昌龄振奋人心、促进文运，也借助这一文化符号与官方进行良性互动。通过重修状元桥等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动员和群体的团结一致。
第三种是互动边界的渐次明朗，又尤其体现在隆里所人与土司及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一方面，隆里所人与周边民族之间有着明细的彼此区分。卫所后裔间存在封闭式的婚姻圈，但又面临本地姓氏较少、无法完全遵从“同姓不婚”的习俗。面对两难之境，隆里所人智慧地将姓氏进一步细分，把本地大姓“王姓”分为“龙王、所王、西王、魏王”四支王姓，并允许不同支系的王姓之间相互通婚。另一方面，隆里所人与龙里长官司之间存在长期争端。隆里“四周皆夷”，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两地相邻而“构怨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与“他者”群体的纷争，往往能够强化“我族”内部的凝聚。
武官后裔在“汉”“侗”之间的抉择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口述往往是厘清地区历史线索的重要手段，但亦在时段和可信度方面存在局限，因之需与文献资料配合使用。在这个方面，吴教授对三门塘刘氏的研究即为典型。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刘氏宗祠外观为西洋式建筑，与其上所书的“刘氏宗祠”“昭勇将军”形成巨大反差。追溯刘氏先祖时，当地刘氏族人称是指挥使之后，宗祠内有完整的指挥使世系祖宗牌位。为进一步确证，吴教授查证了刘氏族谱。发现其中有刘廷弼承袭指挥使的亲供图，此类史料因需多人承认，不易作假，因此可信度很高。据族谱，此支刘氏为铜鼓卫刘氏指挥使后裔，《铜鼓卫选簿》亦能够与之相合。
吴教授依据族谱，重构了三门塘刘氏的宗族演进过程，以及刘氏与其他宗族的互动关系。族谱中的信息显示，三门塘刘氏的人口最初增长缓慢，其后逐渐加快，直至第十四世时人口骤增。配合碑刻资料可知，这样的宗族发展历程可具体分为三个时段。成化年间至万历年间，为刘氏获得“入住权”及家族稳定发展的时期。刘氏是较早迁入三门塘的人群之一，始迁三代的配偶中，并无当地显赫姓氏出现，而到第四、五代人，则渐有“非谢家女不娶”的趋势。及至万历四十一年，刘氏自立桥于寨旁，说明刘氏已完全融入三门塘。万历末年至道光年间，三门塘出现码头和花街，其中刘家码头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码头和花街的命名方式是对刘氏“我族”主体地位的确认与重申。晚清民国时期，刘氏因木材贸易而获厚利，进入鼎盛时期，并通过与铜鼓刘氏“合修家乘”而“联成一气”，宣示他们铜鼓卫指挥使后裔的身份。虽然刘氏的服饰、语言等文化习俗已深深地“夷化”，但在建筑风格与室内布局等许多方面仍保留汉化的因素，体现了族人对汉文化灵活的坚守之道。
结语
隆里所人历时数百年间保有对明代卫所官军后裔身份的坚守，究其根本，与明清王朝“夷”“汉”分治、军民分治的经边思想有颇大关联。明廷“犬牙相制”的制度设计，在施行初期虽有驾驭地方之效，但不仅使府卫长期处于纷争状态，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社区边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孤岛”以及“屯堡文化”，亦即此历史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多元形态中的实态。铜鼓刘氏指挥使后裔移居三门塘、与不同姓氏合力建设村落社会的历史过程，可视为汉人聚合、交融而演变为“侗族”的典型事例。三门塘刘氏的语言与服饰装扮呈现了他们的侗族身份，而由族谱与宗祠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二者在不同时期的显现程度亦不相同，在这或隐或显的背后，取决于他们对现实生存需要的考虑。吴教授认为，这种历史过程，可能就是促成“在中国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之缘故。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既有研究对历史上民族之间渗透融合研究得不够，尤其是汉族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吴教授在讲座最后总结道，卫所制度研究的大量细部仍旧不够清晰，包括卫所后裔的生计策略、外来人群与当地土司的融合关系等等的一系列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从历史视角开展的跨民族互动研究，亦有助于解释当今贵州多元文化形态。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