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古道是秦汉时期为了统一而修建的水陆通道。由孝水-新岛-临水(合江)组成。古道段位于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经过道县、江永、江华等地，经过都旁岭和朱蒙岭之间的富川县，再到达何琳(今贺州八步区)。北接湘江支流潇水，南接西江支流贺江，所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相连。是古代中原地区连接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之一。一直都是
潇贺古道的形成与演化
秦统一后，开始了平定岭南的进程，并在“三十四年，为不正之人修长城、南越之地”，修建了小河古道等进入岭南的通路。秦代的小河古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西线。据33，360，010-30，000年，先秦时期，楚越两国人民多使用南岭这条天然通道进行交流。公元前213年，秦将陵口古道扩建为“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吴双亭，经江永县进入富川县，经麦岭、青山口(葛坡)、黄龙至古城受降。第二条是东线，从湖南道县大路铺、白芒营、大石桥经江华县到广西白沙大贺州。此外，从白芒营还可以进入朱蒙岭一侧的肖伟、大围，在广西开山后到达桂林岭。《富川县志》把这个岔口叫做桂林-楚国古道，是春秋战国时期开辟的。整条道路蜿蜒曲折，长22.5公里，宽2米。这条路是用鹅卵石和片石铺成的。
至汉代，古道基本沿袭了秦朝的路线，是汉代统一岭南的主要通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维护和拓展。比如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吕嘉去南越，走这条路下河江到西江。公元前112年，韩攻打南越。“回义岳侯，乃将军葛川、夏色，离零陵，或溺水，或抵苍梧。”汉军走这条路下苍梧。南越平定后，南海、苍梧等九郡位于岭南，其中凤阳、广信、凤城等六郡位于古道沿线，筑城防御。公元前111年，古道扩建为“楚越通衢”。江永县经桃川至富川古城，东移至麦岭，南至古城葛坡。在富川西北，谢关目成立，由卢嘉等将领担任。城门内有数以千计的士兵营地、仓库和粮库，以控制这条要道。
自唐代以来，随着梅观古道(东路1号)的开通和灵渠路(西路1号)的重修，小河古道作为官方通道的地位有所下降。一方面，公元716年，张九龄下令在大禹岭路的基础上开凿新路，建成“平方五轨，四路三十余里”，可容纳两车，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原与岭南的距离。从此“蚂蚁鱼贯穿过百货公司，摩肩接踵的行人不得不肩并肩”；另一方面，公元825年，观察使李伯更加重视疏浚灵渠，修建陡门，“重在疏浚，但仍加旧迹以利航行”，方便了航行和灌溉。公元868年，由于防御，于继续修建灵渠。“虽运河滔滔，一夫当关”，灵渠通航能力大增。此外，桂林地势比贺州平坦，灵渠成为中原通往广西的主要水路。
此后，小河古道逐渐从全国性的交通要道变成了当地的民间通道，但它仍然是沟通岭南和岭北地区人民、商贸往来、民族迁徙的通道。历代地方政府和民间士绅不断
197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了“走廊”的概念。80年代进一步阐述了南岭、藏彝、河西等民族走廊的价值，用宏观、全面、整体的观念看待各民族的变迁。从民族走廊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回答各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和变化。这一提法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推向了具体可操作的层面。他认为，中国各民族走廊的民族互动融合，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南岭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湘、粤、桂、赣四省交界的一系列山脉的总称，包括大禹、齐天、朱蒙、都旁、岳城五座山。是古代隔绝中原与岭南的天然屏障。历时《贺县志》年。“北有长城之战，南有五岳守备”，所以南岭又叫五岳。在南岭走廊，长期居住着壮侗两种语言的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苗、瑶两种语言的苗族、瑶族、畲族，以及历史上从这条走廊迁徙过来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土家族、傣族。所以南岭也是一个民族交流的地方。据宋代《周朝》考证，“入岭南有五路，入广西有四路。”小河古道作为南岭五道之一，具有通道早、陆路短、水路近的天然优势，促进了南岭及岭南地区的人口迁移、农业发展和民族融合。
一是人口迁移。公元前214年，公元《史记》年，“(秦)把死了的人都送去了，弃了贾人当兵。它从南越吕梁取了一部分土地，设置在桂林、南海、项峻，以五十万移民镇守武陵山脉，渡杂地区”，30010-。秦末赵佗“要三万无夫之妇，秦皇可得一万五千”。南越国家政权建立后，实行“和百越”政策，促进中原人民与越南人民的通婚。此后，历代中原人口因驻军戍边、流放降级、避战等因素而南迁并与越人融合，百越民族也以这种方式迁徙传播。广泛分布在岭南的客家人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范例。
第二，农业发展。先秦时期，南岭、岭南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33，360，010-30，000年，“楚越地广人稀，米鱼为食，或以火煮水。”秦及以后各朝代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冶炼技术和农耕技术，沿着小河古道传播扩散。比如广西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早在汉代就在南陵。
及岭南地区广泛传播使用，贺州莲塘出土的东汉墓葬中有两件三角形的铁铧，底面平滑、正面隆起，中空可容犁头，说明牛耕技术已推广。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铣15件、锸40件、锄120件等大量铁制农具，《从器志》木牍上也记录了水稻良种的仓储技术等。三是民族融合。潇贺古道沿线生活着瑶、汉、壮、苗、侗、彝等10余个民族以及七都、八都、九都、广信、民家、保庆、广府、客家、桂柳、梧州等20余个族群，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吸收借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例如，在富川县，汉、瑶、壮、彝等多民族共居一村，各民族相互通婚且一个家庭会说四、五种民族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古道沿线的刘仙娘、盘古、龙王、关帝等神灵及其庙宇，也多由各民族共同修建与祭祀。1991年，在贺州沙田镇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麒麟樽，集龙、凤、麒麟等于一身，亦是中原与百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印记。
道路、走廊与开放的中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阻碍了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寻求前往西域的新通道，意外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载，汉武帝曾派黄门译长率招募商人等，携黄金、缯布、丝绸等从长安出发，南下至合浦、徐闻出海，往西南航行至都元、邑卢没、谌离、黄支等国，换取珍珠、宝石等，至已程不国后返程长安。此次远航虽未到达西域，却意外打通了一条海上贸易通道。
此通道可视为南岭交通的对外延伸，即借助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潇贺古道等通岭要道，中外的海陆交通与商贸往来得以沟通，因为潇贺古道的东西线路在贺州汇合后可顺流南下，往东可通珠江，出粤、港和东南亚地区；往西沿西江与徐闻、合浦的港口相通。海上贸易畅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黄金、漆器、香料等不断传至海外，国外的珊瑚、琥珀、玳瑁、珍珠以及胡椒、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相继传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西方的商贸互惠、文明交流以及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如果我们以潇贺古道为起点，将目光聚焦在南岭走廊的外部区域，就会发现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相互连通的脉络，即：南岭走廊沟通了中国的海路与陆路，河西民族走廊沟通了中亚和西亚地区，藏彝走廊沟通了南亚地区，勾勒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洲体系，推动了民族迁徙、经济融通、人文交流，记录着亚洲各国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
（作者：周大鸣，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负责人、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