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在春秋历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 宋楚泓水之战背后的人文地理知识和文化因素远比人们所认识的要复杂。宋襄公的指挥思路，与指挥官的对于古代典籍的解读、宋人的战阵特点有关，在史书和兵书有迹可循。汉语的多义性，容易让后来的解读者产生歧义。,本文另辟蹊径，通过对先秦兵书的比较，得出了新的结论。跳出文本，宏观把握，才能更全面的看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宋国的地理形势和相公称雄前的国际形势。 　　

　　

　　 　　

　　

　　首先值得辟谣的是，根据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宋襄公在战前并没有升起有“仁义”二字的大旗。 　　

　　

　　 　　

　　

　　

一.战争前宋国的基本情况与图霸条件

　　

　　

　　洪水之战是旧霸主齐桓公之后，新霸主晋文公之前，宋国和楚国之间的一场争霸之战。但总的来说，宋想称王称霸，仅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就有诸多制约。 　　

　　

　　

1.宋国受到掣肘的地理位置

　　

　　

　　宋国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从宋国的起源来看，宋国的历史命运在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中已经部分决定。 　　

　　

　　商丘遗址，宋朝都城。 　　

　　

　　洪水之战，宋国之地方圆，宽约三百里：彭城在东，与泗上诸侯接壤；西与郑、陈、齐国接壤，南至安徽省阜阳、临泉两县北部。鲁北，曹与魏。宋朝位于连接当时中国两大经济区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线上。而宋朝土地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所以是四战之地。宋国被封于此，与商周之交的历史不无关系。 　　

　　

　　王伐商后，商贾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仍有很大的实力。原因是商人属于彝族，是彝族的首领。吴法舟只对彝族进行了斩首，但大多数彝族人仍然以氏族为单位生活，散居在江苏、山东、河南各地。为了捍卫关中和洛阳两个政治重心，就要在洛阳以东，依托太行山脉与秦岭余脉设置防线，与中国地理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基本平行，且由周朝的肱骨之臣防御；商丘，商朝故地，也是宋朝都城——朝戈位于防线以东；为了保证洛阳与关中之间的交通畅通，以便进退自如，就要镇守太行山的要道。这说明当时的周人对彻底打败商朝，统治天下没有信心。也说明商朝残余势力强大，周朝王业未完成： 　　

　　

　　 　　

　　

　　经过三建之乱和周公的讨伐，商朝残余势力被彻底击溃。征服了广大东方土地的周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封：把叛乱核心的殷墟分封给文王康舒，建立保卫国家；封周公之子于夷中央，立鲁国，镇压选民；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顾璞宗族的故乡)，建立齐国，镇压赖艺；召公被封于蓟，建立燕国，对抗戎狄；于叔封于唐(夏遗址，夏朝旧址，戎狄部分为夏人后裔)，建立晋国，北抗戎狄；建立东都洛邑；最后，的蜀弟——，魏于当年降周，封于商丘，国号宋，都城商丘。对于商朝遗民来说，除了宋王朝是由商王的后裔以公爵的头衔统治之外，其余商贾都是被周人打散的：鲁国有六个商贾；有七名禁卫军，并把拒绝接受王华的顽固分子转移到东都洛阳，进行集中管理。 　　

　　

　　从地理位置上看，齐、鲁、燕、晋四大功臣的封地对外形成抗击蛮夷、捍卫中土的藩篱，从几个方向上，包围商朝遗民最多的宋卫两国与洛阳。且宋卫洛阳位于平原之上的衢地，位于四方之中，易攻难守，南面还有大禹后裔的陈国与王室宗亲叔度的蔡国加以围堵。一旦宋卫洛阳的商人遗民作乱，就会遭到其他诸侯的四面围攻。 　　

　　

　　周政治家的良苦用心，确实阻止了商贾遗民在西周兴风作浪，同时也造就了春秋时期的命运，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为这三个国家打了几次争霸战；宋、郑、魏的撑腰往往决定了霸权的走向。所以就地理形势而言，宋国一旦崛起或者有大动作，必然会被打。这对争霸非常不利：“吴庚国在周都，有蒙门太行之危。其人易煽，其地易撼，而商丘四面平，是近东之都。在未来，虽然后代会遭受他们的 　　

园，庄子就当过漆园吏；宋东疆与泗水相接，利于灌溉，农产丰富，但泗上诸侯皆为与宋同族且实力弱小的夷族诸侯，对宋的威胁不大。宋都南为睢水；城西有渔水，城北有丹水，其间又有明都泽、望渚泽、遇泽、孟渚泽等沼泽地，既是除农产之外重要的经济来源，也与其他河流构成了睢阳的天然屏障。因为睢阳四面环水，舟楫四通，所以物产皆可以适时集于城中。所以在春秋时代，宋国是中原诸侯中抵抗楚国最坚决的国家，与宋都的优越地理条件不无关系。

　　

宋国境内的水陆分布

　　

宋地地势平坦，土质疏松，再加上中原地带气候温湿适度，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所以农耕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宋人"好稼舎"，宋国的一些贵族如司马牛、南宫牛、乐祁犁等名字都与牛耕有关。和其他诸侯一样，宋人当时应该采用了一年两熟制。春秋初年，鲁隐公代周王室向宋国购买粮食来缓解粮荒，据说明宋国的粮食不仅可自己还有富余。

　　

除了农业，宋国还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如桑、麻、漆，《太平寰宇记》提到"宋州产漆"；直到汉初，名将灌婴都是睢阳布贩子出身；殷商时代宋地就多桑林，宋国也继承了商代的尚林之社。连庄子都当过宋国的漆园小官。

　　

庄子也与宋国有关系

　　

在商业上，宋国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周人对殷商国人的称谓，"殷人重贾"，久而久之随着商朝灭亡，商人对自己的称呼为史书遗忘，于是"商人"（买卖人）与"商人"（商族）渐渐地成为了同义语。宋国位于中原腹心的地理位置让宋国多次成为了诸侯会盟地；宋国既勾连华北平原与、南阳盆地、关中平原，有连接北方与东南方的吴越地区，鲁通楚抗齐，晋联吴制楚都曾取道宋国，正因如此，所以宋国的手工商业与服务业也颇具规模，诸多如有"阳子之宋,宿于逆旅"、"子罕弗受玉"、"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这样的侧面记载。《左传》记载公元前616年宋公下令"以门赏而班，使食其赏"，宋公以一个城门的关税奖赏一个大臣，可见宋国商税之丰。所以在经济活动方面，宋国不仅有着"重农"的历史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产品闻名遐迩，"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宋国贸易发达

　　

不过，频繁发生的战争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原各国的农业生产与商业经营。春秋时代的军队在征伐他国时，都会从敌国的田地中收取粮草补充给养。一来缓解己方后勤压力，另一方面打击敌国士气，诚如孙子所言："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如果迫不得已要打消耗战持久战的话，就要"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说一定要在敌国解决粮草，从敌国搞到一钟的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钟，在当地取得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石。宋国不但要面对外国的劫掠（楚军四次兵临城下就是证明），而且还要用厚币去进行邦交。所以宋的经济优势未见得可以有效发挥出来。

　　

3.习俗上的殷商遗风

在文化上，宋国有浓厚的殷商遗存，宋人喜以商人自居，比如宋襄公就自称"亡国之余"、"如天不弃我，商可以兴"； 很多外人也称他们为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记宋地风俗云："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宋国大夫乐大心在晋国主持的会盟上，拒绝为周天子修建城池，公开宣称宋国是“周之客也”在战国后期的诸子作品中，还能看到以"商"称宋的用法，可见前朝后裔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宋人心中并没有因为周室衰微、割据四起而淡化。

　　

所以，司马迁对襄公的评论则是""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殷所以兴，作商颂……"。据傅斯年考证，《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殷武》名为写商人历史，实为写宋襄公与楚斗争的情形。因为《殷武》中有"奋伐荆楚"之句，而在西周与西周之前，中原对于楚的称呼是荆蛮；此外，从楚与中原斗争的情形看，楚人因为周厉王的讨伐而去王号，"蠢尔蛮荆"、"荆蛮来威"；此后楚国陷入内战，即使是在周幽王丧国的时代也没有大动作；直到若敖玢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国开始兴起，楚武王熊通开始向北窥伺中原，逐步蚕食了周王室用来镇抚南方的汉水诸姬，然后再就是楚文王而至于与齐桓、宋襄、晋文逐鹿的楚成王了。历史上周厉王周宣王对楚的讨伐没有宋的参与；宋襄公在位前后是宋国第一次与楚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年代；而且宋国桓襄成三代君主都以与齐会盟、自当盟主、参与城濮之战的形式与楚国对抗，称自己为"奋伐荆楚"也没什么不妥。

　　

殷商文化遗存让宋国人才辈出，宋国为中国贡献出了子罕、丌官氏、孔子、墨子、庄子、惠子等众多文化名人；但从反面来看，祖先的荣耀也是迟滞发展的沉重蜗牛壳，先秦时代关于宋人大都是寓言中的反面教材，比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不龟手之药等等。

　　

所以从宋这一诸侯国的特殊性来看，在周初的两次分封中，因其非姬姓而备受侧目，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嘲讽戏谑的对象。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武王伐纣后的第一次大分封中，异姓国家不多，而姬姓国却占40人。宋非姬姓，名不正，故而常为人所嘲讽。再者，根据春秋时代"一姓不再兴"的认识，商被灭亡说明其天命已终，如果有人想振兴之就是开历史倒车。而宋襄公却公然宣称}如天不弃我，商可以兴}。在诸侯与周王室眼里，新崛起的宋国估计不是中原的保护神、领头羊，而是反攻倒算的殷商残余，襄公平定齐乱之后周天子没有遣使祝贺慰问与此不无关系。

　　

在文化上，宋的文化还与中原列国有区别。宋人是殷商后裔，殷商属于夷人，而中原列国、周朝以夏族居多，夏族与夷族、商朝与周朝在文化上有差异，最大的区别是人本与神本的差别。《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为了威孚东夷，于是执滕子、鄫子，还命令邾文公用鄫子祭祀灶神。有见识的大夫子鱼就说宋襄公这是在祭祀"淫鬼"-----与华夏族不同的、要用人牲的神明，如此焉能让中原诸侯服气？子鱼也是宋人，也应该信奉本民族的神祗，但他知道诸侯对于宋国的宽容度、认可度是有限的，要立威于诸侯，就不能给人以指责的口实，宋襄公如此大张旗鼓地突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当然会对宋国称霸造成影响；另一条记载也反映了宋人十分迷信，迷信鬼神而轻视真正做事的人肯定会顾此失彼。

　　

神秘的祭祀

　　

鲁僖公十六年，宋襄公见了陨石落地、鸟退着飞，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上天对殷商后裔的暗示，于是前去请教周内史叔兴，叔兴认为宋公失问了，因为"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周人的鬼神观是"天道远，人道迩"，重人事而远鬼神，这与占卜成性的商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日这是自然现象，而不是鬼神之事。所以，对于宋襄公，周朝的内史做出了如下预言："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这是精通文史的叔兴结合国际局势与宋国历史现实做出的预言。结果这条预言一语成谶。

　　

二.泓水之战前的国际局势

春秋前期，中国的主要诸侯国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分为三大片来进行：一片是黄河中下游的齐鲁宋陈卫蔡郑等国，一片是黄河上游的秦晋虢等国，一片是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以及楚国周边的各国。三片势力中，黄河上游的发展相对独立，秦晋参与到其他两片的互动大约是在晋文公即位后。此时黄河上游的诸侯国历史发展较为独立，尚未参与到与黄河下游、江汉流域诸侯的互动之中。当时秦晋之君为秦穆公与晋惠公，秦晋两国因为一系列纠葛为陷入混战，无力东向。

　　

戎狄入侵卫国

　　

中原列国自齐桓公崩殧后，齐国国内五公子争夺君位，还引狼入室，导致外国势力宋、鲁、狄趁机搅局，齐襄公末年桓公初年的乱象再度上演，但是齐国却没有从混乱中复振，于是齐国霸业渐渐衰退；郑国文公此时背离齐国的领导娶于楚，见中原混乱而没有霸主乃一心事楚以图自保，周襄王十年春，郑文公前往楚国以通好。中原的其他诸侯与鲁卫陈曹许郉以及夷族诸侯藤邾徐鄫徐等因为没了主心骨而成为一盘散沙；受到齐桓公打击的戎狄叛服不常，其生产方式也渐由游牧变为农耕，并与中原各国进行混战。周襄王八年，戎狄寇周、晋；十年，被狄灭亡国的郉国联合狄人伐卫；周襄王十三年狄人侵卫。总之戎狄在中原频频骚扰劫掠，但无巨大动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并不十分强大的宋国将与一个连齐桓公都没能压服的强劲对手----楚国。楚国自文王以来就开始向北窥伺中原，但其野心受到齐桓公压制已有30余年，而今宋国图霸自然为楚国所不服。于是宋楚两国矛盾的激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就是说，此时华夏诸侯中并没有强有力的主心骨而且秦晋、宋齐鲁还在纷争不休，北狄与南蛮又交相入侵，中原可谓岌岌可危了。

　　

三.襄公的野心和韬略

平心而论，宋襄公并非完全无才无德，但是距离齐桓公和晋文公依旧差一口气。

　　

对于被周人击败，商人极其不服气

　　

从襄公的表现来看，宋国称霸的目标与宗旨是振兴商朝祖业："若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宋襄公的野心可见一般。因为宋襄公是殷商之后，爵位为公爵，位列诸侯之上，见周室衰微，而且中原列国没有主心骨，所以他会做复兴商朝的大梦。如此图谋，相对于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而言是另起炉灶，不利于团结号令诸侯。齐桓公是借着周室的名义行征伐之事，所以诸侯对齐国称霸的认同度较高；而宋襄公不合时宜地打出商朝的大旗，其称霸行为获得的认同度估计是不高的。虽然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但是襄公真的就如同后人说的那么愚蠢么？

　　

事实上在实际行动中，宋襄公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周襄王元年，兹甫的父亲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兹甫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于是，宋桓公把兹甫的想法讲给目夷听，目夷听后不肯接受太子之位他认为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逃到了卫国，兹甫的太子之位没有让出去。目夷就是后来的子鱼。

　　

因为让贤这件事，齐桓公对于襄公颇为赏识，所以他向襄公托孤。九合诸侯的齐桓公看中的托孤人选。即位后，襄公继承了自父亲宋桓公以来平稳的国内局势，任命子鱼为左师，让他处理朝政大事，宋国由此安定太平。襄公任人不避亲，唯才是用，使得宋国大治，这一点堪称贤明。

　　

齐桓公于公元前643年去世，齐国内乱，齐国太子昭投奔宋襄公。公元前642年，鲁僖公十八年春，宋人出兵齐国：宋襄公的军队是出师有名，齐人自觉气短。所以宋国打败的是已经被削弱的、军心涣散的齐军。

　　

自此之后，襄公的野心大为膨胀。于是在甗之战第二年，公元前641年，宋襄与曹国、邾国会盟，公执藤子鄫子，又命令邾国国君用鄫子祭祀灶神。曹国是久居东夷的华夏国家；滕国、曾国都是与商朝关系密切的东夷，从东夷入手称霸也算是明智。但是人牲的行为不仅自毁国际形象而且与时代精神相违背，是宋人坚持文化传统，不利于拉拢周人诸国的体现，但是偏执的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尊王攘夷为旗帜，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踩在齐楚两巨人的肩膀上，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前往伐曹的同时，楚国与齐陈蔡郑等国会盟于齐都，与襄公唱对台戏，而且还把襄公的风头盖下去了。襄公见诸侯多唯齐楚马首是瞻，于是在鹿上之盟中争当盟主，楚人表面上同意，实际上是钓鱼上钩。子鱼忧心忡忡地劝谏道"小国争盟，祸也。"但头脑发热的宋襄公根本听不进去。

　　

公元前639年，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护卫、以防不测，但襄公为了装13坚持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襄公知道大事不妙于是派人回国报信。楚军押着宋襄公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

　　

在这次战斗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楚人兵临城下告诉宋人："不降，且杀宋君。"

　　

宋人回答："赖天之灵，宋已有君矣。兹父辱国，归将逐之。"

　　

楚人想用宋襄公来要挟宋国，结果子鱼告诉楚人，他们手里拿的是一张过期支票，因为宋国已经有君主了；就算襄公回来了，宋人也要放逐他。这句话说得很重，以至于宋襄公被放后在卫国暂住了一段时间（他认为自己真的回不去了）才回国继位。但是子鱼的话到底是真的一心为国还是另有隐情？子鱼有没有动过夺权之心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这一幕与后来秦赵渑池之会前赵国方面做的准备十分类似：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决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

　　

渑池会钱，赵国为应对不测而制定的另立新君的计划是经过将相商议、赵王默许的；而襄公在赴会之前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之中，对于子鱼的合理建议视而不见，又怎么会想制定应急预案？所以子鱼立新君的做法应当是他为了稳定宋国军心士气、当机立断作出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对于襄公心理的摧残估计还是有的。子鱼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就是襄公在被自己的兄弟兼宰相"背叛"后变得更加偏执，更加一意孤行，而且继续无视那些合理的建议。这个细节对于襄公再后来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有重大影响。子鱼的这句"宋已有君矣"极有可能加重了襄公的偏执和对身边人的不信任。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敌，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子鱼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襄公不听，结果引发楚军救郑，泓水之战就此爆发。至此看历史记载，宋襄公并不十分昏庸，他有一定才能，就目前鲁国的国史《左传》的记载来看，宋的国力与国际威望在他的手里有所提高，至于襄公还有没有其他的重大举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写《春秋》与注释《春秋》的人都不是宋人，他们对于史料进行了怎样的筛选甄别、他们的筛选甄别、还有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否合理、他们所见到的宋国史料的可信度如何，今人都不得而知了。

　　

但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的对手是连齐桓公都不敢碰的楚成王，以至于成为诸侯盟主的目标不仅没有达成，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外国人与自己人的双重"伤害"，自己一方面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变得更加偏执、自负，依旧无视来自臣僚的合理建议。襄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参战的，这对于冷静指挥、缜密分析战局而言是很不利的。

　　

四.楚国的国力与谋略

楚国不光国力强大，其政治建设与外交伐谋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

　　

令尹子文

　　

在外交上，宋国在压制东夷的同时，想不自量力的脚踏齐楚两个巨人的肩头称霸，但是齐楚还有其他诸侯并不买宋国的账；而楚国在外交上广施德惠，多方遣使以结好诸侯。一方面嫁其妹于郑文公，这一招意在稳住楚国北进的路口、要道---郑国，让郑国成为楚国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缓冲地带，接好蔡穆侯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与此同时又出兵陈国、许国迫使其降服，可谓恩威并施；和宋襄公妄图复兴商朝、使用不合时宜的人牲相比，楚国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作为齐桓公当年尊王攘夷政策重点打击对象的楚国，居然参与了在齐国国都举行的重修齐桓之好的会盟，楚人的务实与善于变通可见一般。参与这次会盟，一方面缓和了与前霸主齐国、周王室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又可安抚华夏诸侯，而且还孤立了另起炉灶、妄图复兴商朝的宋国；但是要让所有诸侯国都对自己心悦诚服，就需要取威定霸，在招抚较弱的中原列国时又要不失时机地灭强者的威风，于是宋国就成了楚国霸业的垫脚石。

　　

毁家纾难说的就是楚国的令尹子文

　　

在内政治理上，楚国有一位与宋国子鱼不相上下的贤士，那就是令尹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史籍《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他对楚国的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斗谷于菟协助楚成王大力整顿楚国内政，率军灭了弦国、黄国、英国，压抑了蔡国、随国、徐国、江国等诸侯国，使楚国在长江流域成为无以抗衡的霸主，并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晋、齐、宋、秦等中原大国。斗谷于菟执政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楚国有如此贤士，又得到了任用，安有不强之道理？相比之下，宋国的子鱼虽有远见卓识，但是他的进谏却不为襄公所采纳，观此情形，两国谁更有优势就不难判断了。

　　

五.大好的时机：楚军过河的机会

　　

在正面对抗中，我们都知道宋军没有利用楚军渡河的机会发动袭击，结果等楚军全部过河之后才攻击，最后大败。其实他的失败，除了所谓的仁义，其实和古代兵书的含义有关。汉语多歧义的特点，让襄公误读了古代兵书。

　　

公元前638年春，宋襄公发兵攻打楚国的属国郑国。楚军计划围魏救赵，直接攻击宋国本土。当年十月，楚军出师；十月末，宋军返回境内，在泓水北岸邀击楚人。十一月一日，两军隔河相遇。从交战时间上看，秋季天高云淡，空气能见度好，且粮草成熟，而且宋军位于北面，处于季节风上风向，自然条件较为有利，且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型但楚人没有完全过河，这正是攻击的大好时机。虽然此时已经入冬，河流进入了枯水期有利于楚人行动，但是在敌人注目下渡河，楚军要冒的风险与士卒的恐惧情绪可想而知。

　　

　　

《左传》记载了楚人对于渡河的态度：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

　　

湖北省至今都是千湖之省，生于南国水泽地带、水性较好的楚国人，仍旧害怕晋军半渡而击，而选择主动后撤。此时正是宋人进击的大好时机啊，但宋襄公为何不动如山，坐失战机？

　　

湖北有很多湖泊

　　

六.被襄公误读的兵书

襄公的话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我认为襄公不出击，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仁义，而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与指挥官的对于古代典籍的解读、宋人的战阵特点有关。汉语的多义性，容易让后来的解读者产生歧义。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的意思是大军行军要避开险要的破碎地形，但是被宋襄公误以为是个利用险阻阻击敌人；“不鼓不成列”其实不完全是军礼，因为在队形松散的状态下出击敌军，攻击对手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宋襄公却误读了古文的本意。做出了错误决策。

　　

宋襄公的自辩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因为这句话，襄公还被扣上了厚颜无耻的帽子。但是仔细想想，这几句话还是可以有很多种理解的，不同的理解会引向不同的认知。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是传统的贵族军礼，这一点对于崇古的宋人而言不足为奇；关键是后一句"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古人是什么时候的古人？那个时代作战为什么不用险要阻击敌人？这样做不是有悖常理么？

　　

春秋时代的兵法在急剧变化

　　

襄公的话，在反映春秋早期战法的古兵书《司马法--仁本》里还真有原文："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这里的所谓的古代，应该是西周与春秋早期，当时的军队采用的阵型是一种"先伍后偏"的战术，军队排成两线，即步兵位于前排，战车位于后排，战车与步兵排成两线方阵，主要的战法是步兵先上前厮杀为战车兵打开缺口，然后战车冲击已被己方步兵动摇的 敌阵。

　　

武王伐纣

　　

从车步配合看，先步兵后车兵的战法有很多缺点，主要是阵型移动缓慢，大排面密集阵很难保持齐整，而齐整又是方阵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这种阵每走一段距离就要停下来整队，比如在武王伐纣时周军就是走一段距离停下来整队后再走。军阵前进时方阵在平地，很容易走着走着就不整齐了，同理，春秋早期的阵型在平地上都不便保持整齐，更何况是在破碎的自然地形上呢？所以这种战法对于地形的适应力也很差，过险而不整。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有很大的仪式性与流程化，是贵族化军队展示勇武的时机，再加上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是削弱对手取威定霸，所以双方才会明其信，不相诈。

　　

　　

保守的宋人应当就是采用的这种比较呆板单一的战法，《左传》中是有线索暗示的：

　　

庄公十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 公子偃趁宋军行阵不整齐，从城门杀出，发动突击获胜；一年后，庄公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遄孙生搏之"，鲁军还是利用宋军没有列好阵就发起攻击，再败宋军；两场战斗中宋人都因为没摆好阵而被击败，而且乘丘之战还是宋人对鲁国发动偷袭（用了侵字）反被鲁国击败，根本没达到突袭的效果；然后在泓水之战里，宋人没有在不平坦的河谷地形主动出击，有可能也是惧怕地形的干扰。三次战败，估计都和宋人使用呆板阵型不无关系。

　　

长勺之战意味着阵型的改革

　　

《左传》对各国的军事改革都会予以标注，如"荆尸""州兵""三行""丘甲""鱼丽""毁车为行"等等，但独不见关于宋国的军事改革的相关记载，这说明宋国的战法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时代的陈旧战术。 这种阵型还真不适合在河谷的破碎地形施展，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宋军确实不适合在不平的地形作战，但是楚众宋少，破碎的地形不光会干扰宋军列阵，更是楚人的噩梦，楚军的纰漏就是宋军的机会啊，而且楚人还是远道而来，宋人是以逸待劳，楚军还要渡河，在渡河时楚人队伍大乱。

　　

宋军将领公孙固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并请示襄公，如此有利的条件都不出击，令人叹息。阵型不能成为襄公自辩自我开脱的幌子； 而且还要补充一点，"不鼓不成列"可以在古兵书里找到解释，可"古之为军"，为什么是"不以阻碍"呢？险要地形完全是"天赞我也"。所以，宋襄公应该又误读了古代兵书。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行军时要避免险要的地形，或者说是列阵要避开险要的地形"。在文言文里，"为"是个万能动词；而且《左传》里有"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的表述，说的就是在险要地形上作战的不利；《孙膑兵法》里也有"五地之杀曰：天井、天宛、天离、天隙、天陷。五墓，杀地也，勿居也，勿〔留〕也"的语句。破碎的地形会导致阵型疏散、混乱，是敌人突袭的好时机。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句古兵法的意思，应该是使用呆板阵型的大军不能在破碎的地形上久留，否则就是找死。

　　

因为从军阵的特点看，这种对地形平整度要求较高的阵不适合在险要地区使用。所以从西周到春秋早期，行军、列阵时要避免险要的地形，才是"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的本意，而不是襄公所谓的"不利用险要地形杀敌。"换句话说，敌人的劣势就是我军的优势，不适合敌人排兵布阵的地形就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伏击战场，这是一个辩证转化的问题。

　　

倘若果真如此，宋襄公还误读了兵法，然后用错误的理论指挥军队、为自己辩护。因为从上下文语境和子鱼的回复来看，宋襄公想表达的意思是"古代军队不乘地形之便袭击对手，我虽然是亡国残余，但也不袭击因为地形而没列好阵的敌人"。所以，没准襄公还真的教条地解读了一条古兵法呢。

　　

宋襄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七.宋襄公的愤愤不平与报复心理

除了襄公侈谈仁义，墨守成法，胆小谨慎，另一点也不应该忽视，那就是"寡人虽亡国之余"，这与他出征时的"商可以兴"的豪言壮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战败后的襄公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的意思是就算我失败了，就算上天要商朝后裔永世不得翻身，我也是也是败得堂堂正正，没有耍阴招而是主动挨打吃了败仗；那么战前襄公估计就是抱着侥幸心理来打这一仗，希望一战恢复祖先的光荣；而且他在会盟中受楚国侮辱后一直希望证明自己，堂堂正正不耍诈地打一场大胜仗，向诸侯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让诸侯看好宋国称霸的前景。这与韩信背水一战中赵王的想法如出一辙，当时赵王希望用一场堂堂正正的胜利击败刘邦的北方派遣军主将、军神韩信，以此来立威于诸侯之中，于是赵王拒绝了李左车斩断韩信后路的合理建议而执意与韩信正面作战。

　　

对于霸主有执念的宋襄公

　　

此外，在盂之会上宋襄公受到了来自外国人与自己人的双重"伤害"，自己一方面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于自己殷商后裔的高贵身份抱有幻想、感到骄傲，一方面又因为子鱼的"刺激"变得更加偏执、自负，所以一再无视将领的合理建议，以至于失败。

　　

七.总结

所以笔者认为襄公战败的原因在于：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宋军战法呆板、襄公谨慎墨守成规；不过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襄公希望在正面交手中堂堂正正打败楚人，于是偏执地作大锅梦的他无视将领的合理建议，结果惨败。由此看来，对古籍的解读和心理素质，也是影响指挥官智慧与战局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左传

　　

2.史记

　　

3.宋襄公霸业悲剧的成因探析

　　

4.《左传》中的军礼现象探析

　　

5.宋国——一个被揶揄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