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自从我们二十年前分手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王一丁。
上班的第一天，王一丁从绿色的烟盒里掏出一支烟递给我。
我毕恭毕敬地接过，连忙掏出火机，先给他点着了。
我吸了一口，赞道，这烟还挺好抽的。
王一丁把他的烟盒扔在桌子上，我看了过去。在“杭州”二字旁边是高耸的六和塔。
“2元一包，全十八条。比较轻，不容易咳嗽。”说完，他转身敲着键盘，嘴里抽着烟，眼睛眯了起来。
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买过10元以下的香烟。那是2002年的秋天。人生的第一天，我加班到后半夜。
杭州牌烟应该是利群买的，已经停产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平时抽的烟留在家里，在公司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支绿杭州，放在公司。后来，每次加班，王一丁都会习惯性地在我的桌子上找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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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王一丁不是我的启蒙老师。
广告方案，在提案之前，首先是内部竞争性演示。同事之间，也是竞争关系。谁的方案最终被采纳，谁就能拿到提成。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加班熬夜一起写计划，各写各的。除了说自己的稿子，好像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正面的指导。
部门里有五个文案。除了我和另一个菜鸟，其他三个都是老前辈了。最后决定谁投标的权力在老板手里。
漫长的试用期和实习期差别不大。所以菜鸟大部分时间都是陪练，即使加班也只是熬夜。新计划的唯一作用可能是抛砖引玉，激励老鸟。
可能真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不想伤害我的热情。王一丁很少评价我的“作品”。光是一起抽烟，一天两包烟的标准，就让他牙齿斑驳。
有一天，我问他是否不适合这份工作。他咧嘴一笑，掏出烟点上，一言不发。
过度的沉思使王一丁显得忧郁和孤僻。他的头发天生卷曲。除了蜡黄的牙齿和手指，他全身散发着一种“形而上”的文学气质。都是他妈的文艺迷。
我记得我的老板曾经评价过他的气质，“在我眼里，大部分文案都是青年文艺家，王一丁是才子”。
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在老板眼里，文艺青年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矫情，又酸又苦，经常干坏事。
那时候的我，离“文艺青年”还很远。
老板的评价是有根据的，王一丁是部门里最高的文案。自然赚钱最多。
“那你为什么只过滤绿色杭州？”我第一次问他这个，没觉得有错。一个没有经验的菜鸟，一个相当简单的大脑。
他用手指了指公司窗外的小区。“5000平米，你迟早会被它折磨的。”他是对的，但现在他是主角。
我们正聊着，制片人冯成叼着烟斗走了过来。这家伙一米六的个头，眼睛圆圆的，凸凸的，笑起来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我听得最多的是，他昨天特意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就是为了和妹妹吃个“葱”；你和你妹妹睡觉前喝了多少红酒.
在他的描述室里，我和王一丁坐在阳台上，桌上的绿杭格外刺眼。
“在王一丁，5000元的房子不应该是你的目标。按照我们公司的发展，不出几年，房子根本不会是你的心病！”
他年龄和体型都不大，但画饼的能力配得上他这个制作人的角色。
据他自己说，三年前，他独自一人持刀与十几个歹徒搏斗。他没有把自己归为黑帮，因为他现在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制作人。
后来，冯成画的饼并没有治好王一丁的心脏病，但冯成自己却成了王一丁的魔鬼。
(未完待续.明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