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蒂莫西莫里斯韦伯斯特，行为心理学作家和播客。
多样性和包容性需要黑客心态。在个人领导力层面，更好地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可以帮助你建立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人际关系。
尽管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正在努力设计更加平等的工作场所和社会文化，但行为科学的一些见解将帮助你突破目前面临的排斥障碍，并确保你拥有一个尽可能包容的世界观。
刷新你的认知
社交媒体是实现包容性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算法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保持用户对平台的黏性，而非鼓励多元化、包容性.
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早在1991年就敲响了警钟。他认为技术可能会限制人脑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饱和的自我》(The Satured Self)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型科技公司将我们还原为“多重精神状态”(multiphrenia)，也就是说，只剩下我们支离破碎的自我，我们任由科技摆布，这样我们的个人能力就会完全丧失。
“我合，故我在”，由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改而成。然而，格根没想到，他竟然准确预言了30年后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说到社交媒体，你可以从你的网飞账户开始。
网飞的使命宣言是：“我们承诺向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向供应商提供有价值的合作关系，向投资者提供持续利润增长的前景，向员工提供巨大成功的诱惑。”
但无论是在这个宣言里，还是在他们的网站上，我们都找不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鼓励你观看超越文化和族群本质的内容。”
事实上，与所有其他平台一样，网飞使命的主要内容是向投资者保证，它将继续盈利增长。它要求用户花尽可能多的时间浏览自己提供的内容，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内容。在这一点上，算法可以帮助公司完成任务。
当我在周五晚上登录我的网飞账户，开始浏览流媒体时，这个系统的初衷是为了让我方便使用，我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能够满足我情感需求的内容。
如果我想要一些喜剧救济，我可以直接点击大卫查普尔和克里斯洛克的相关内容。此时，网飞开始向我展示更多类似的喜剧演员――基本上，我会看到来自非裔美国喜剧演员的相关推荐。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封闭的同类喜剧演员中。但是，如果我想看杰瑞宋飞或比尔伯尔等白人喜剧演员的表演，我该怎么办呢？
科学技术就是这样让我们的世界观变得狭隘。一旦我在情感上依附于这个平台，系统就期望我持续点击推荐的内容，而不是放弃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给我看其他来自不同文化的喜剧演员来开阔我的视野。
社交媒体算法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触发熟悉模式下的放松感觉.他们尽力阻止我们在批判性思维上浪费宝贵的精神能量。
然而，意识到系统偏见的存在，我进入了黑客模式。我会主动浏览很多白人、拉美裔、亚裔喜剧演员的列表，点击播放，拖动观看按钮，直到视频结束。这只需要几分钟，但相当于推翻了算法的狭隘目标。
平台开始向我展示各种我不会想到的选择――通向新格局世界的算法被打开，更多样化的选择呈现在我面前。
在职业社交领域，我们可以把类似的黑客思维运用到LinkedIn上。
我发现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添加了大量的白人或者黑人作为新的联系人，系统显示的内容也随之改变。因此，我开始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以确保系统意识到我希望持续接收多样化的内容。我就是这样“黑”了他们的系统，平衡了显示的内容。
/p>我们不妨检验一下领英平台上，关注自己以及自己所关注的用户中，有多少人与自己有背景差异，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发现系统压制我们包容愿望的蛛丝马迹。
随着我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平台上，我们丧失的不止是个人感知力，还包括多元视角所带来的深厚的基础价值观。
内群体和外群体
可预测的计算和模式――我称之为“同质化模式”――吸引我们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大脑总是期望能够进行模式匹配。大脑按照某种算法设计有效运作，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和计算方式来评估、理解和优化模式。
它的目标是利用尽可能少的能量来达成上述目标――这就是行为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负荷。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充满挑战的每一天，我们的大脑会存储模式：2加2等于多少，牙刷有什么用途，看到停车标志应该做什么，如此等等。有了这些模式，大脑在面对日常性的普通事务时，就能比较轻松地应对。
从基本层面来看，这样做会削弱我们的生存能力。但我们的大脑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转，好让我们在野外拥有更好的竞争机会。当我们的先祖在大草原上游荡，面临着诸如被食肉动物捕食的种种风险时，能够分辨出谁在背后支持我们，哪些动物是安全的，以及哪些声响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无所畏惧地玩耍，就显得异常关键了。
为了让生存概率最大化，我们将人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这是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Henri Tajfel）及其同事在研究社会认同理论的过程中首创的概念。
泰费尔发现，人们倾向于亲近与自己有相似特征的群体（无论是说着相同的语言还是信奉同样的宗教），并与之建立联系。人们组成内群体的主要原因在于要创建信任网络，承受尽可能少的阻力或能量输出。
内群体不仅提高了沟通效率，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如果某人戴着和我们一样的帽子，或者佩戴具有熟悉宗教符号的项链，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使人平静且愉悦的化学物质，形成某种感情纽带。
当看到与内群体价值观和信仰抵触的服饰时，我们的大脑又会释放出压力化学物质，警告我们某种威胁的存在，并将穿戴者归入外群体范畴。
这些化学反应大多数是下意识的，因此它们不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很少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愿意亲近或排斥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
虽然这种无意识形成的部落式群体基本无害且非常自然，但是一旦群体分类经由政策和实践形成了制度，那么消极的刻板印象就会被强化。
外群体成员通常会陷入某种思维陷阱，即认定内群体成员百分之百会有意疏远圈外人士。当然，对于非正义的群体行为，例如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偏见与不公，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坚决抵制。
但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向领导者咨询，以及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都身处外群体的经历――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内群体成员对于同异己者建立密切联系，都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问题在于如何去建立这种联系。
模式识别实践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受一家保险公司之邀，做了一场路演，以鼓励客户将部分投资投入到个人遗产计划中。路演在景色怡人的南非举行。
面对我们接触的几乎所有群体，作为一名非裔美国男士的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归为外群体的一员。身为外国人，我无法分享我们接触到的多元语言和文化。面对以黑人为主的观众时，我身上的美国标签又成了差异点。
在德班，200位嘉宾中只有3位不是印度人。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我要当着大约275名白人女性观众的面发表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我时，鼓掌的观众寥寥无几。站到讲台上以后，我面带微笑，心里开始盘算着如何实现包容性。
我的工作是要向众人展示，尽管我是外群体的一员，但我们拥有的共同点比他们能想象到的要多。我将讲座的前几分钟用于建立联系和关联模式。
了解到南非白人农业社区的重要性，我便开始分享自己在农场长大的个人经历，以及农场生活教会我的价值观。在强调了另外一些能让我们彼此关联的模式之后，我感觉到会场里的紧张氛围渐渐消散。最终，这次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通过了解关联模式的力量，以及如何触发大脑中关联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才有可能跨越不同体验或背景的明显鸿沟，建立社交联系。这并非意味着要“献媚”于内群体或位高权重者，而是要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经历，触发模式识别和纽带关联。
以下两大行为科学原理对于实现包容性特别有用。
绑定的概念是由福格（BJ Fogg）推广并流行起来的，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同时也是斯坦福说服力技术实验室（Standford's 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的创始人。
福格的绑定理念是指，我们可以将喜欢的微小行为习惯，与自己不喜欢或不想去改变的某件事进行匹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讨厌俯卧撑，热爱跑步。于是我便告诫自己，只有完成俯卧撑以后，我才能跑步。就这样，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了俯卧撑这项活动。在与自己不熟悉或不好相处的群体进行价值观绑定时，我们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原理。
例如，当你正在与主流内群体的某位成员打交道且出师不利时，你就可以评估一下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将接触和联系的时间点绑定在享用午餐、打高尔夫或自己喜欢的其他活动期间。
绑定行为构建出一种模式，你必须遵循这种模式，才能让接触的成果量化，最终增加建立密切联系的可能性。
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曾经说过：“人们会忘记你说过什么，会忘记你做过什么，但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将人际关系比作某种情感银行账户，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何建立信用。寄送手写的感谢信而不是发送电子邮件，类似这样的举动就相当于在情感账户上“存钱”。
这些细节可以大大改善自己在内群体/外群体中的处境。当你尝试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时，有意去进行情感储蓄，是展示自己了解该群体民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一策略也可以消弭接纳外人进入亲密团体时产生的焦虑感。
理解人脑如何识别模式，以及内外群体的动态如何发展变化，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人际交往方式的基础。与其坐等对方来发现自己身上的价值，倒不如审视自己的内在，寻找能够和他人相匹配的数据点。实现包容性，趁现在就开始吧！
原文《警惕！我们正在越来越封闭》
刊登在《商业评论》2021年8/9月号
- En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