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冯志扬考证，由陆、潘炳南主持的“赈济慈善会”和江南赈济领袖颜新厚、杨组织的“东南经济慈善会”基本上是同时成立的，都与李鸿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东南经济社会福利会”基本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成立的，关系之密切不言而喻。陆是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之子。这一次，他借助父亲多年救灾的威望和人脉，担起了这个重任。经营丝绸业、钱庄、典当行的陆新源，财力雄厚，在当地乡绅中享有相当的威望。他因救灾有功，与朝廷关系密切。“丁午之荒”(1877-1878年)期间，李鸿章曾致信陆新源求助。陆新源先是带头“捐金一千”，后又“力劝胡县乡绅捐金数万”。终其一生，每当各地特别是浙江省发生灾情时，卢鑫源都进行捐款，他还赞助了许多“家乡事业”。他曾因在救灾工作中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二等奖(许《潜园遗事》)。
《庚子救援研究》
冯志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了父亲的榜样，继承家业的陆也想为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鲁听说了“更边”的事，心里很着急。接着，在另一位士绅兼商人潘炳南的提议下，他决定“成立慈善会，先期筹得数万元，水陆救助灾民”(鲁《致王晋叔、倪锡畴》)。然而，卢之前没有组织大规模救灾活动的经验。当他找到江南赈会领袖严信厚等人，商量合办“赈济慈善会”时，这些领袖“没有同意，只是婉言谢绝”。没有这些慈善领袖的支持，卢就没有强大的信用背书，不仅无法公开筹集资金，也难以利用官方渠道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鲁向父亲的老朋友李鸿章求助，当时李鸿章在上海。经过三次考察，他终于得到了批准。批示两天后，他发表《申报》(1900年8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救济会，随后公布具体章程。就具体救助方式而言，首先是组织海上救助。计划派船到天津救助东南省的难民，并计划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作为西北省难民的运输中转站和救济点。其次，在上海设立了CCBA，在杭州、苏州、广东等省设立了捐赠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收集捐款后，支付收据，收据通过银行账号转到CCBA进行收集。所有的捐款每天都有记录，所有的支出每月都有总结，并在报纸上公布。
庚子国变 同乡救援
1900年7月21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仓皇西出，北京官民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方在《救济善会启》中写道：“十九日，败兵和武装蜂拥于各大街小巷，各持洋枪洋刀，拧眉竖目。大街小巷无处容身，都以抢掠为名，把他们的车抢走了。”联军破城后，首都完全陷入混乱。各国洋兵以抓捕义和团、搜军械为名，大肆抢劫。“卧室和密室到处都是；翻箱倒柜，到处搜”，而“土匪土棍”也纠结于抢米店、典当行等店铺，“三五成群，沿街拜访有钱人，得意洋洋，以抢为荣。”为了避免滋扰，北京大部分居民挖开院墙，同意与邻居互相遮挡。如果外国人来抢劫，他们会把家人带到另一个房子里暂时避难。华版
在中国农村，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民间救助的基础必然是“乡情”，“庚子救”也不例外。东南各省的士绅和商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这次横跨南北的救援行动，是因为北京的官民与同乡有很多交情，救援组织在各大报刊发起捐款倡议时也不忘强调这一点。因此，“庚子救亡”行动被李鸿章称为“各家亲友的相互救济，扩大为同省同旗官民的普遍救济”。《庚子记事》作者冯志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庚子救市”使此前隐藏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出现的前奏。
就笔者而言，阅读《庚子救援研究》最感兴趣的部分是救援行动中两大慈善组织“救济慈善会”和“东南救济慈善会”(原名救济慈善局)的成立和运作。在中国历史上，民间慈善救济并不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明清时期，民间组织的志愿救济活动大多集中在一个地方，对当地有能力的乡绅依赖性很强。当救灾活动需要跨省操作时，地理和信息的阻隔自然大大加深了救援的难度，也需要合理、高效、透明的救援行动组织。此外，与以往以克服饥荒为重点的救灾活动相比，“庚子救”要完成的任务更加复杂，募捐和汇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需要从北向南运送大量官员和公民，登记相关信息，协调他们抵达后的住宿和生活，或者直接派人到北京提供援助。
做慈善 财务是个大问题
民间救灾的第一步是募捐，大规模的募捐必然涉及信托。一方面，组织者需要在救灾方面有一定的知名度，拟定并公布明确的救灾计划，以便在非常时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紧张的救援工作中，组织者也必须谨慎使用这笔钱，并记录其来源和流向，否则会招致批评和质疑。与此同时，成立“救急行善局”进行救助的严信厚，拒绝与鲁合作，并在报刊宣传中强调“分别处理”和“各付各路”，是基于多年的慈善救助经验。
但事实上，根据冯志阳的研究，在救助行动结束后，两个慈善会并没有交出善款募集和使用的完整账目，只是大致如此。
的费用总额（救济善会“综计所费已几至二十万金”，东南济急善会“共收付过银五十万余两”）。二者虽根据章程，陆续在《申报》公布捐款清单与解款通告，但信息并不完整，且没有关于款项汇解到京后的具体使用记录。就东南济急善会而言，其《申报》解款通告在庚子年十月（1900年11月）后便不再更新，而经收捐款的信息却更新至次年正月（1901年3月），二者相差四个月。至于《申报》公布的数额与东南济急善会向李鸿章奏报的总额之间，自然有着巨大差距。在救援行动进行过程中，以李鸿章幕僚为中心的东南济急善会就因为款项信息不清而遭遇多方非议，被其他官员质疑私自挪动款项。即便是善会内部人员，也曾因款项问题产生矛盾。庚子救援期间，陆树藩亲自北上进京，随后返沪，将善会在京的事务托付给刘鹗。对刘鹗生平略有了解的读者，大多听说过刘鹗因私自购米平粜（救济难民）而被清廷怪罪，最终被流放并死于异乡的说法，而平粜一事就与陆树藩有关，是救济善会在京事务。至于刘鹗死于平粜之罪的说法，最初源于罗振玉，也有一定文献佐证，但本书作者综合各方观点提出，刘鹗获罪应有更深层的原因，购米平粜只是一个借口。无论如何，庚子救援期间，刘鹗确实积极参与了救济活动，作为救济善会在京负责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同陆树藩及其他善会绅商一般，刘鹗不仅运作相关事务，自己也有大量捐款，还动用了许多私人关系。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辛丑年二月底，当陆树藩准备刊登征信记录时，曾与刘鹗就一笔平粜款项而产生争议。购米平粜与一般赈济不同，所用款项是“垫”而不是捐赠，某种意义上算是借款，办理若得宜，可能不会有亏损。前期刘鹗主持购米平粜事务，初期自垫一万两，救济善会沪局垫付两万两，后来又需补款“一万数千金”，刘鹗向上海求助后，因时间紧急，先行向亲友借款垫付了这笔款项。后来，救济善会沪局筹得款项二万两汇到了北京，而此时刘鹗购米平粜的支出已经超出了预估的数目，产生较大亏损。考虑到如数还款希望不大，刘鹗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这笔款项是他个人“向亲友息借”，其意本在于承担由此产生的债务，但在陆树藩看来，这个声明似乎抹去了救济善会沪局筹款的努力，立即写信向刘鹗询问。刘鹗回信解释了事情始末，并提出，这笔款项本算是借款，如果救济善会能劝服借出人将其变成捐赠，那他就再登报说明情况、感谢各位善人；如果无法变成捐赠，那这一债务由他个人承担，声明为个人借款也没有不妥。最终，陆树藩决定让刘鹗归还这二万两银子，并把刘鹗此前为救济善会平粜一事“捐款五千两、垫款七千两”全数退还。
从这一矛盾可以看出，在民间赈灾过程中，财务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处理起来绝非易事，概因慈善款项承载着非同一般的信用价值，所涉及的经手人和流程也更为多样，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
此外，“庚子救援”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是非功过、民间慈善组织及管理问题，在《庚子救援研究》一书都有详尽梳理，读来令人手不释卷。
回望120年前的那个庚子年，我们能看到仁人志士的博爱之心，也能深刻意识到，在灾难面前，善心与责任能够激发人们行动的愿望，但预判、分析、组织、解决问题的执行力更显重要。主持救济善会的陆树藩，因庚子救援行动而负债累累，辛丑年间又接办顺直春赈，最终家族产业先后倒闭破产，不得已将家中皕宋楼藏书全数卖给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并因此遭受了颇多指责。这其中自然有时局变动的无奈，也有个人选择的困顿。无论如何，这些曾经为众人奔走的人们，不论其初心与结果如何，终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我们在缅怀他们的同时，也应当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一些比“感动”更深一层的体悟。（白杏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