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巴蜀与惠惠”展厅三星堆青铜面具。刘玉国摄
三星堆出土的转头跪人铜像。刘摄
商代铜像。张宏腾
最近几天，位于成都杜甫草堂旁边的四川博物馆非常受欢迎。在这里举办的“3354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专题展”，以其开阔的视野和珍贵的文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次展览汇集了10个省48个文博机构的精品文物，几乎覆盖了整个长江流域。518件展品中，一级文物多达209件，系统呈现了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生动诠释了多元的中华文明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神秘的巴蜀
青铜器是古代物质文化的典型器物，在探索文明起源和研究早期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本次展览以巴蜀、荆楚、吴越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为主线，精选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审美的文物，展现了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文化多姿多彩、相互交融的景象。
展览的第一部分是“巴蜀与惠惠”。步入展厅，蓝色的“星空”下，三星堆青铜面具赫然耸立，带领观众走近神秘而深邃的古蜀文明。
展览总策展人、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介绍，巴、蜀是先秦时期在四川盆地并存的两个重要古国。三星堆、金沙、马家墓郭墓、青白江村船棺墓等古蜀文化遗存和涪陵罗家坝、小天溪等巴文化遗存一并展出，再现了长江上游巴蜀文明和谐发展的画卷。
展厅里，今年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三件文物备受瞩目。这是他们的首次公开展览。肖立人铜像，尖尖的皇冠，凸出的眼睛，夸张的脸，之前在媒体上发布时就引起了关注，被网友戏称为“奥特曼”。小人铜像双手抱胸。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某种仪式动作。
另一尊铜像是一个人转头双膝跪地，头发高高竖起，头转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折叠状平放在身体左侧前方。它的形状非常独特，令人难忘。
一个鸟形的黄金饰品围着很多观众拍照。这是三星堆出土的第一件鸟形金箔。它造型精美，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整体厚度仅0.12毫米，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等器物中有不少鸟的形象，金沙遗址也出土了著名的“太阳神鸟”金饰，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这只金鸟的头似乎有残肢的迹象。专家推测它曾经有喙或冠。
一枚刻有奇怪巴蜀符号的铜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印版下方两侧各有一人，似乎是手牵着手，双手高举着一个图形符号。符号两边各有一个向上的祭司，中间放一个弓。“此印出土于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郭牧墓。这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先秦时期的墓葬，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属于文献中记录的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根据墓中出土的高级青铜器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国的蜀王，此铜印应为蜀王所用。”谢旦告诉笔者，根据《周礼》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印章上的两个祭司形象应该是宣布国家政教法令的木铎和发布诏书的金铎
战国时期水陆攻战纹铜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重要文物。壶饰错落花纹，以三角云纹为界，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图，中层为宴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谢旦介绍，这件铜壶所展示的绘画、雕刻等装饰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青铜装饰艺术新风格的代表。这种文献纹饰被学术界称为“人像纹”，开创了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先河。
明亮的星星
展览的第二部分叫做“为中国而竞争”。丰富多彩的展品展示了长江中下游古城的灿烂文明。
商代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区域性中心。盘龙城是当时南方商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与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制造工艺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色。其中酒器种类繁多，礼器由钱、爵、官三种，与中原商人的习惯相吻合。展览中展出的各种青铜酒器体现了盘龙城的酒崇拜精神，各种形状的玉器和华丽的绿松石镶嵌金饰，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以吴城、大洋洲墓、牛城、铜陵铜矿遗址为代表的江西吴城文化，反映了三千年前南方青铜王国的面貌。新大洋洲商代墓、殷墟墓和三星堆祭祀坑被称为商代青铜器的三大发现。大洋洲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造之精密，全国罕见。大洋州商墓出土的兽面虎耳青铜方鼎受到参观者的称赞。鼎身饰以精致繁复的兽面纹、滚龙纹、五子棋纹、钩戟形高叶缘。两侧有双环形的耳朵，每只耳朵上卧着一只老虎，显得威严。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几件大方鼎在形制和花纹上有相似之处，但以虎耳纹饰独具特色。据专家介绍，大洋洲青铜纹饰中虎的出现可能反映了某种信仰。
>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发达的地方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以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为显著特征。湖南醴陵出土的铜象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尊为酒器，此尊造型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大象，象鼻昂举，中空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是一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精品。曾国是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存续700多年的一个诸侯国。湖北随州历代曾侯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如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就出自擂鼓墩1号墓。此次展览中有一套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青铜编钟，风格与曾侯乙编钟极其相似，规格略小，音乐性能稍逊。此套编钟共有36件，均为甬钟，分大小两种形制。为了让观众切身感受古代青铜乐器的魅力，展厅里设有红外线感应装置，参观者一走近编钟，就会传出悠扬美妙的乐声，仿佛穿越时空，来到曾侯歌宴现场。
展览中还能看到安徽地区出土的蔡国和群舒的青铜器，诉说着消失方国的故事；楚墓中精美奇特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彰显了楚人崇巫祀神、奇谲浪漫的风格；工艺先进的吴越青铜兵器，反映了吴越先民尚武的风貌。
百川汇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特征。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互鉴频繁。随着秦统一中国，多彩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
在展览第三部分，一件象首耳兽面纹铜罍格外引人注目。铜罍出土于四川彭州一处西周时期的窖藏，纹饰繁奢立体，应为高级贵族所用。铜罍装饰有象、牛、祭祀人的写实形象，体现出四川地方的浓郁特色，而夔龙纹、兽面纹等纹饰则带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印迹。“古蜀人在学习借鉴中原先进文化的时候有所选择，周人以鼎、簋等食器为重器，而古蜀人则以尊、罍等酒器为重器。”谢丹介绍，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也有出土。
“你看，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人，是不是和我们古蜀国的青铜立人有些相似？”顺着谢丹的指引看过去，只见一尊身着袍服的铜人呈站立姿势，双臂弯曲，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两手空握呈圆环状，似握持一物。这种造型尤其是手势，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极为相似，说明当地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流联系。
四川雅安荥经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成都”铭文虎纹铜矛，也是一件体现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该矛呈柳叶状，窄刃，圆弧形脊，双骹面铸饰浅浮雕虎纹。虎首前的骹面有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实证了成都作为城市名称自战国晚期以来2000多年未变。刺身脊上阴刻一“公”字，书体为秦文字风格。这件矛将巴蜀图符中常见的虎纹与秦文字集于一身，是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巴蜀文化汇入华夏主体文明的例证。
参观完展览，走进沉浸式文创走廊，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观众流连忘返。“我们深入挖掘文物内涵，配合展览推出了70多款文创产品，比如象首耳榫卯小夜灯、巴蜀图符系列首饰、虎势·茶刀等，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说。展览期间，四川博物院还举办了长江文化主题系列学术讲座，并推出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的陶艺、刺绣手工体验活动和《青铜铸文明》系列研学课程等，深受青少年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