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乡村振兴”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从审美层面探索乡村文化的重建，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概括为“乡村审美建设”。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为乡村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东晋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作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三三六零零一零零零零零零》等五首诗奠定了中国传统田园美学的主题和意象，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乡土与诗意： 《归园田居》 解析
费孝通在《归园田居》一书中指出，乡村生活造就了一种“乡土色彩”。即相对封闭的活动空间，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依靠土地谋生，从而依附于土地。费孝通说：“农业不同于游牧工业或工业，它是由土地直接资助的。游牧民族可以靠水草为生，飘忽不定；做实业的人可以选择在土地上生活，迁移没有障碍；但是，种地的人不能动，长在土里的庄稼也不能动。伺候庄稼的老农，也仿佛半身插入土中，土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不流动。”
所谓“土气”，就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传统看法，表现出农民对土地的基本依赖和深刻的情感特征。乡村的生活不仅取决于它的环境，还取决于农民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这构成了乡土诗歌的独特境界。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不仅开创了“田园诗”的先河，而且以其敏锐的视角和透彻的感悟，为后人展现了一幅清新、明快、亲切、自然的乡土诗歌画卷。我们相互印证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费孝通的“乡土”，可以说是神理与诗意的结合。从已知的文献来看，陶渊明传世的诗歌只有120多首，其中以吟诵田园生活的居多，《乡土中国》首可视为其田园诗歌的代表诗作。
《归园田居》写于公元406年，陶渊明辞官彭后的第二年。田驹是陶渊明童年的住处，在庐山(南山)脚下。陶渊明38岁。他彻底告别了十年交替退休的生活，退隐故乡，直到二十多年后去世。《归园田居》包含五首诗，分为三组《归园田居》，《其一》，《其二》，《其三》。第一组表达了回归农村的愿望，描绘了农村生活的场景。第二组是写田园生活的隐居和农耕的心境。第三组，从感受历史，回归当下田园生活出发的写作。
一个
很少有人不入乡随俗，他们的天性是热爱自然。
我溜进了仕途网，已经离开赛场十几年了。
笼中的鸟常常依恋过去的森林，池里的鱼向往过去的深渊。
我想在Minamino开荒，保持我对田野的谦卑。
房子周围是十亩左右的土地，茅草屋的茅草屋。
柳树掩映屋檐，桃树掩映院前李烈曼。
邻村的邻村隐约可见，村里飘着袅袅炊烟。
巷子里几声狗吠，桑树被公鸡叫了一声。
院子里没有灰尘杂物，安静的房间里有些舒适和悠闲。
长期被困在没有自由的笼子里，我今天终于回到了森林。
《其四》这首诗可以看作是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引子诗。前六句是“少俗韵，天生爱秋山”。我溜进了仕途网，已经离开赛场十几年了。守鸟恋旧林，池鱼怀念往昔”，首先宣称自己天生热爱自然山水，却无法适应对世俗功名的追求。然后，他们以离开家乡为官为“误入尘网”，表明自己辞职归田的意图，如笼中鸟和池塘中鱼对森林和江湖的期待。第七句到第十六句，用速写的手法详细描写隐居后的田园生活。”开南荒地，归园。“这是对他隐居生活的描述，表现了他贫穷的家庭和他节俭的意愿。”刘玉阴檐，桃李前落塘。邻村的邻村隐约可见，村里飘着袅袅炊烟。深巷狗吠，鸡鸣桑树跳。“这六首诗描绘了一幅生动而舒适的农村生活画面。郁郁葱葱的大自然，村落的疏离，家禽的热闹，让你在孤独的时候感到愤怒，在恍惚的时候显出真意。它不仅充满了商业和令人愉快的，而且善良和悠闲，给人一种轻松感。”户户无尘，空房有闲。在笼子里待久了，我会回归自然。“在这四句话的结尾，乡村的隐居生活浓缩在纯净、自由、闲适的境界里。这种境界是人生的彻底解脱，是真正的大拥有。3354被从牢笼中解放出来，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与开头紧密呼应，明确表达了摆脱官场、回归农村家园作为回归自然、释放身心的途径的意图。
第二
乡与世俗交游，幽中车马少。
这天仍是柴门紧闭，纯洁的心灵阻隔了庸俗的思想。
经常踏足偏远的村落，互相拨出草地。
见面不谈世俗事务，只说花园桑麻长。
我的田长得越来越高，我的耕地日益扩大。
经常担心突然霜冻，庄稼像灌木一样枯萎。
第三
我在南山下种了豆子，田里的杂草长满了豌豆。
清晨早起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月光下扛锄头归来。
植被覆盖的羊肠小道，夜露沾湿了我的衣服。
弄湿衣服不可惜，但希望不要违心。
《其五》写隐居生活的隐逸。“野稀人事，穷巷寡轮鞅。白天遮住匪警，我在空房间里想起它。”这四首诗，写的是山村生活的淳朴质朴，与外界无关(“没有人”)，也不与官宦家庭为伍(“几轮鞅”)，所以得到一个安静舒适的住处(“白日遮匪警”)，空灵纯净，没有世俗之念(“空屋尘烟之念”)。《其一》写的是“屋内干净不乱，空房有闲”，《其二》写的是“白日遮匪警，思空房尘”。“虚室”一词出自两首诗，一首是因“虚室”而“闲”，一首是因“虚室”而“梦尘”。这是为了加强隐逸生活本质的表达，即消除世俗的厌倦，回归空灵舒适的状态(“虚室”)。自由，即“有更多的闲暇”和“梦想世界”。“后集宋，共戴草。彼此没什么好说的，但桑妈是领导。”乡村生活的交流只涉及村落间的流浪(《市井歌》)。由于疏于行走，道路杂草丛生，相互接触不得不清理。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都是农民生活的事(“无杂言”)。
，尤其关切的是庄稼的长势（“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日月推移，桑麻渐渐长高了，在南边开垦的土地也扩大了。在这样的境况下，别无忧虑，只是担忧冰雹降临，将桑麻摧折，若此，这一季的辛劳就被糟蹋了。《其三》写隐居生活的劳作。开篇两句，“种豆南山下”，单写种豆，可见耕种的品类不多；“草盛豆苗稀”，这预示了收成不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十个字，写尽一日劳作辛苦。“晨兴理荒秽”上接“草盛豆苗稀”，为了一点企望中的可怜的收成，天一亮就出门去劳作了；“带月荷锄归”写劳作一天，月亮升起来，才扛着锄头归家。然而，“带月荷锄归”又简约而清晰地描绘出一个农人辛劳一天之后的悠闲和自足。在归途中，《其一》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景象，无论他是否已见，一定活跃在他的心目中。因此，这个“带月荷锄归”的意象所表现的归家的希冀和欣悦，是成语“披星戴月”所不具有的。“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静寂的田野，悠长的回归，归家者以敏锐的触觉，感受着道间草木的茂盛气息——他的身上劳作的汗迹尚未脱干，但是，他感受到了草尖夜露沾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农人是“插足于土地”的，他没有条件，也不会对泥土、雨水侵染手足、衣裤有所惜惧。农人在土地上“侍候庄稼”，他的基本愿望，就是春播、夏作、秋收和冬藏，一年有好收成。“但使愿无违”，这最素朴的愿望，是农人的本分，因为守这本分，农人生长于斯，耕作于斯，也归返于斯。
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其四》写一次“山泽游”。“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陶渊明是喜好“山泽游”的，久违之后再游，林野的广袤就给他心旷神怡的欢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穿越丛林，由林野而至荒墟，这也许是不期然而至，但更可能是“山泽游”包含的预定项目。“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丘垄”，即坟墓。在坟墓间徘徊，还可依稀见到昔人居所的遗迹，桑竹枯朽，井灶残破。“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诗人询问，那些曾在这里居住的人，如今在哪里呢？砍柴的人告知，这些人全部死去了。然而，诗人没有追问，这些人是因什么原因死去的。“昔人居”沦陷为“丘垄间”，既可以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但陶渊明既不询问，也不推测。他认定并接受人的生死之命。“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间，朝廷与街市都将变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对于陶渊明，“人居”变“丘垄”，正如朝市之变，是自然运化的必然结果。人生在世，不过一次山泽之游，始于人居，归于坟墓。这是一场幻化，本质是空无。
《其五》写山泽游归来。“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人居”化成“丘垄”的感怀，依然惆怅于心。独自拄着拐杖走向归途，在崎岖的荒径上穿越曲折的丛林，更添一层人生艰辛感慨。从终极讲，人生幻化而空无。但既生于世，现实的真切正以其艰辛逼近自我。“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穿越丛林，一条山溪却以它清浅的倩影给予疲劳、惆怅的陶渊明意外的慰藉和净化。“可以濯吾足”，又岂止于足？在清流濯足之后，尘虑尽消，忧心澄明。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家之后，邀请邻居宴聚。新酿的酒还没有过滤，用仅有的一只鸡款待客人。这是一次窘困的宴请。但是，主人并不尴尬，客人也不以为怠慢。“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日落后的房舍阴暗了，没有钱消费蜡烛的主人点燃柴棍照明。可以想见，在主人简陋的房舍中，相聚的乡亲是多么的亲切、恬淡，絮絮叨叨的酒话，消磨着四野沉寂的乡村夜晚的时光。“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在酒意豪迈的阔谈中，遗忘时光的乡亲迎接又一天旭日的出现，即将开始又一天的劳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辛苦与自在交织的农人生活，就是陶渊明颠沛于世之后失而复得的自然。
安徽黟县陶渊明故居·守拙园景区内的小桥流水资料图片
《归园田居》蕴含的传统乡村美学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含蕴着中国传统乡村美学的主旨纲领。可以初步概括如下：
其一，乡村美学是一个回归的主题。这个回归，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物质意义上的回归，游子回归故土；二是从功利追逐的入世生活，回归到纯朴自在的心灵生活。
《归园田居》将归隐故乡，定义为从功利社会的“尘网”中获得解放，是羁鸟归旧林，池鱼返故渊。乡土生活是在单纯的血缘和固定的地缘上进行的，人员相对固定。这样的生活环境，不仅为居住者提供了熟悉、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在血缘和地缘两个层面都强化了居住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归乡土，不仅减除了外界复杂的社会关系（“尘网”），而且将个体生活重新植入血亲和乡土的本原性统一中，使个体身心均在这种统一中重新获得本原性的保护。在乡土中获得身体的安全和心灵的自由，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复得返自然”。
其二，乡村美学是以村落为主体场景的。村落是乡土生活中的基本民居环境，村落场景为乡村美学奠定了主体意象。这个村落意象，是范围局限而情义充盈的境界。依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村落的构成有大小悬殊，从三家村到千户大村不等。但是，因为农业耕作的特点，村落的规模普遍偏小。村落作为乡土生活时代的基本社区，不仅以血缘为纽带，而且以地域为限制，构成了社群关系和地缘关系上的相对疏离和隔膜。费孝通将乡村之间的“隔膜”定义为一种乡土文化的基本境况。他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在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概略而真切地描绘了村落的狭小和疏离。“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他所栖居的园田居村落的规模和格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这是描绘园田居与其他村落之间相互疏隔的境况。这样的境况，令人想到春秋时代老子所描绘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寡国小民”状态。疏离与隔膜，构成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屏障，它们赋予村民在相互认同和信任的环境中，眷恋乡土，信任经验，重情守义，过着纯朴而现实的生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村落中或村落间的交往，是熟悉者之间的自然往来。“披草共来往”，自然的繁茂与乡亲间的殷勤是相互映衬的；“但道桑麻长”，乡亲间的交往，是非功利、无目的，是乡亲情义需要的自然交往。费孝通说相对于城市—工业化社会的“机械的团结”，乡村情感是一种“有机的团结”。“机械的团结”，是以功利为目的的、社会契约或法制化的组织。乡村的有机团结，素朴单纯的，也是亲切自然的。“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这样的会饮欢悦，简朴之至，然而，正是在这极致的简朴中，人之为人的生之情愫得到了滋养和张扬。
其三，乡村美学以深刻的土地意识为基础，发扬着眷恋土地、殷勤耕作，与山泽草木、禽鸟相依共生的情怀。这是一片鲜活灵动的天地。
《归园田居》五首，全诗没有涉及高山大川和旷野苍穹。“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这是一次离村出游，但不是一次远游。“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这是一日往返的山泽游。“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日常的行走是在村落与土地之间，行走的目的不是游览而是乡亲往来和耕作出入。“披草共来往”“道狭草木长”，都不是观光描绘，而是农家生活中切实的体验，这当中有汗水、伤痛、焦虑。但是，这又是农人成年累月坚守着休养生息的信念希冀所在——因此，他们的生活是坚实的。“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常恐”与“但愿”之事，即是在这有限的土地上，以殷勤耕作使一家人得以生息繁衍。费孝通说，“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农家人的欲望是由他们生息所居的土地所培育的，这构成了属于他们的文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的乡村生活画面是一个旁观者所不能描绘的。因为，它并不是一片供外来者驻足观赏的景观。它是真实的农家生活，是由身在其中，而且具有一颗素朴自然的生活心灵所提炼结晶的。
其四，乡村美学具有以道家自然哲学为内核的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不仅将土地、居所、山泽、草木、禽鸟和人融合一体，而且赋予这个整体有机的生命关联和自然循环的无限绵延。因此，乡村美学不仅是关于田园风光的审美意识，而且是基于“自然”生命观的生命美学。
《归园田居》五首，两用“虚室”一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道家为申达“自然”之理，讲“无”、讲“虚”。老子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当其无，有器之用”。庄子讲“气也者，虚无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室”一语即出于《庄子》。“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在《归园田居》中，“虚室”当兼有乡居的清净和内心空灵双重意义，所以称“有余闲”“绝尘想”。但是，“有余闲”和“绝尘想”，不是虚空寂寞、阴沉消极。“虚室生白”，“白”是归于大道之“无”，是“万物之化”，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无限境界。所以，乡居的“余闲”和“绝尘想”，不是生命的消极困守，而是“课虚无以责有”（陆机：《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生命的解放和无限开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以道家哲学开拓的乡村美学，是“虚室生白”，换言之，是“从无到有”，即摆脱功利世俗网络之后的“复返自然”。这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乡土生活的终极价值是什么，人生归属何在？《其四》这首诗，是以凭吊沦为坟场的乡村直面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久违的山泽游，仅一句“浪莽林野娱”，即转入对荒墟的凭吊。陶渊明完全承继了庄子的生命观。“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在这样的命运观下，生死不仅是自然之常态，而且根本的“幻化”和终归于“空无”并不是自我存在的悲剧，相反自我在自然造化运行中获得了无限的意义。“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庄子·大宗师》）
因此，可以说，中国乡村美学既不向外企及一个广大的世界，也不向未来寻求一终极的归宿，而是安时处顺，生息于乡土的自然自在。“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可谓庄子之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生命意识。“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昼夜晨昏的更替，劳作与栖息的轮换，自然与自我之间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实现统一，但自我也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完成了对时间的克服和超越。这是因为，我属于时间，我顺应时间，所以，我在时间的每一个属于我的当下成为自然之“无”——绝对而且无限。因此，乡村美学是当下性的，是在此时的此地。
在道家自然哲学的时空、生死意识的灌注下，乡村美学在有限的乡土空间中绵延时间，又在无始无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间中激活空间，将乡居生活展现为一片在时间中超时间，在空间中超空间的大化天地。庄子说：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是之谓才全。（《庄子·德充符》）
王羲之《兰亭诗》写道：“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的诗意正是庄子此段借“仲尼曰”所阐述的生死观、时空观的张扬。“适我无非新”，正是“与物为春”之境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正是庄子生命意识和王羲之诗歌境界实现于乡土人生的诗学结晶。这是一个始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归于“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的乡土生命境界。它是无始无终的，既生气活跃、亲切自然，又逸然超越、幽妙无限。
安徽黟县陶渊明故居·守拙园景区俯瞰 资料图片
从“可行”“可望”到“可游”“可居”
我们以《归园田居》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乡村美学审视当下已蔚然成风的“打造乡村”运动，可以有如下初步反思。
首先，以乡村美学的回归主题为导向，“打造乡村”的规划、设计，要有一种逆时间的思维。所谓“逆时间”，是针对当代生活的高速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在古村舍复建中的“修旧如旧”可以说反映了这种时间意识导向。但是，对“逆时间”思维，不能机械地使用，不应局限于单体村舍的复建的修缮，而应是立意于将乡村重建为区别于都市居所的“皈依家园”。
其次，以乡村美学的村落主体意象为建设蓝图。宋代画家郭熙讲绘画的立意，有四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指出“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行”和“望”，是旁观的，外在的；“游”和“居”，是介入的，内在的。“打造乡村”，应该着眼于“可游”和“可居”的乡村整体建设，而不是附庸游客观赏心态，在“可行”“可望”上下功夫。只有乡村整体建设成为“可游”和“可居”的场地，才能实现乡村美学的回归主题。
再次，以乡村美学的乡土情怀为底蕴。“打造乡村”以纯朴、深厚的乡土情怀为表现和诉求对象，不仅应着眼于营造细腻、幽微的景致，而且要着力于营造与土地亲密，素朴自然而亲切自在的景致。在“打造乡村”中，与都市设施攀比，搞好大喜功的项目（游乐设施）不仅违背乡村美学主旨，而且势必形成对乡村景观的不可逆转的破坏。
最后，源自中国道家哲学传统的乡村美学，有着根本性的自然生命意识。居民在自然中，并且自然地生活着。这是无维度，或者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是生活本身。因此，怎样营造这“属于自然”的生活本身，是“打造乡村”需要探讨并实现的深层建设——归根到底，是关于乡村居住者本身的建设。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8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