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管吐槽叫戏谑，或者叫戏谑。总之戏谑是一种时尚，说话也是蛮虐的。
一个大师，论声望、交通、座次安排，苏轼是首选。然而，在诗人笔记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叫刘攽(bn)的小丑。
刘攽本名公夫，历代笔记中常称其为公夫刘。刘攽以治学著称，师从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汉史大家。也负诗名，《全宋诗》李录其诗1728首。《四库全书》，收自刘攽《中山诗话》，说“元代诸民中，学问最深”。
刘攽来自一个贵族家庭。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楚王蛟刘和元。蛟刘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兄弟。两年前，刘在发布寻亲公告，热心网友帮他找到了热门人选，即。
历史上被称为“三苏”的苏洵、苏轼、苏辙，可谓家喻户晓。刘家也有男团，太贵了。刘攽的祖父刘时是南唐李煜的一位学者。定居新余(今江西新余)，建“墨庄”，藏书数千册。与的哥哥和侄子刘合称“墨庄”(又称“心语”)。三人校对是《汉书》，后人编为《三刘汉书》。
如果让刘攽主持第一次吐槽大会，那肯定是星光熠熠。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可以邀请，而且是绝对的客人。看他们即兴表演，不用写书上台演戏，很精彩。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一首》，诗中的三贤指的是的父亲，凯和孔敬的父亲，他们都是江西人。
谐当皆可言 笑人亦被笑
戏谑能在宋代形成一种时尚，与大环境密不可分。
有外因，北宋开国，“丕变俗，崇尚温柔”，社会生态宽松；因为内在因素，文人主张广交朋友，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社交态度轻松。
宋代文人圈自然不友好，但仍有党争和诗案。宫廷里玩笑多了，万岁少了。每个人都即兴发挥，但不是提前写好书的人。即使是舞台上的尴尬也是一种表现。
宋人为什么这么机智？也是宋人爱记笔记，而且都是这种段子，不朽或者臭名昭著。或是小道消息，或是野史中的杂讯，都是用来纠正历史的不足。宋代庄绰写了三卷笔记小说，取名《鸡肋篇》。他只是自嘲。这些戏谑的故事不是鸡肋，而是有嚼劲。
(传记)宋徽宗《文会图》
为刘攽、曾巩写一篇悼词，称赞他的“博文精彩绝伦”，说他从百家争鸣、经典和历史的子集，到俚语和狂言、鬼怪和轶事，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晁武文总是向他请教，当他回家时，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好老师。“可见黑话野话，鬼话奇闻”并没有被贬低，都已经被当作严肃的学问了。
苏轼笔下的刘攽喜欢戏谑，因为他们放下身段，在学问上不拘一格，在生活上不拘一格。
李昌是一个好榜样，刘攽非常喜欢他。李的生活并不简单。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抄书九千卷，建为李山房。他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会计专著《元祐会计录》。
《东坡集》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李公择刚开始学草书，但并不能全部掌握，总是楷书和行书混在一起。功夫嘲笑他写的东西，“鹦哥娇”，意思是鹦鹉的话夹杂着人话，总是不地道，类似说人是“洋泾浜”。后来，李公择的写作有了进步，他问他的仆人："我的写作比以前好了吗？"仆人回答说：“可以形容为季芹。”季芹，白居易的经典诗句：“季芹，出南中，色发青黑花颈红；聪明的耳朵，聪明的舌头，鸟的舌头。”
李的仆人堪比扫地僧。他有一套有据可查的补刀方法。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没有伤害，极具侮辱性。当主人意外得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我们回李公择吧。在李公择的秘书省种竹子，扬言让后人说“这是在李文正种的竹子”，死后可能谥号“郑文”。刘攽知道后，嘲笑他说：“李灿郑文不但会扎笔，还会种竹子？”当时，首都有一个制笔工人叫李文正，他以手艺好而闻名。没想到，刘攽后来在西晋做官，也去种竹子，这让苏轼想起了这份倔强。他写了一首诗，《文心雕龙》:“老德终于叫了他的名字之后，谁还会在后面继续谈笑风生。”
可以看出，它比刘攽好，他总是嘲笑别人，有时还会被抓住。
挖苦王安石 就要当着面
王安石和刘攽是老乡，都是江西人。两人交情不错。李《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说：“刘公富和王过去经常旅行，每次他们见面，他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然而，王安石主张政治改革，而刘攽总是唱反调。
刘攽写了《却埽编》，说王安石“嗜戏谑”。《中山诗话》认为与刘攽相比，王安石稍逊一筹。“符节(王安石)喜欢谈论经典，虽然各馆首领不互相竞争。然而，刘()的弟弟来了，犯了一个小错误。"
王安石撰《何氏语林》，共20卷。他认为汉字的音形是合理的，但理论很牵强。王安石的一大爱好就是与人交谈。刘攽说，“每次你看到符节路，《字说》，你就得叫它。”
杜甫的诗有《字说》首，其中一首是“天阙似魏”，王安石把“阙”改为“读书”。清代袁枚在《游龙门奉先寺》年说，宋朝没有人能比得上王安石。写诗的时候会一辈子俗人，“阙改读书”是点石成金。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却称赞王安石变法，刘攽撇了撇嘴：“黄庭坚怕他。”
王安石还给刘攽改过诗。“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刘攽本来写的是“云表”，王安石改成了“云气”。倒是没看到刘攽有什么说辞。
王安石喜欢说字，刘攽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归田录》载，王安石曾经拿刘攽名字开涮，把“攽”字拆开，说：“刘分攵不值一分文。”刘攽立刻拿“安石”两字反击：“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妒，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
王安石还算好，另一个拿刘攽名字开玩笑的人，“坟头草”都老高了。王汾和刘攽一起上朝，听到叫班声，宋代叫班多呼“班班”，名叫换班，王汾对刘攽来了个上句：“紫宸殿下频呼汝。”刘攽立刻对了个下句：“寒食原头屡见君。”谐音梗，汾与坟同音。
《闻见后录》里还有个故事，刘攽曾经跟王安石开玩笑：“三鹿为麄，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麄，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大致意思是，麄同粗，论个头鹿比不上牛；犇同奔，论跑步，牛比不上鹿。这两个字不科学，不如把意思替换一下，这事不好办，可以打发那些“权发遣”来办。宋代任命官员，资历不够，被破格提拔的，官衔上会加个“权发遣”。王安石秉政，如欧阳修、苏轼、刘攽这样的老人不配合，只好用新人，“权发遣”就多起来了。刘攽明面上是说字，暗讽的是王安石用人不明。
刘攽和王安石斗嘴，无意间一句话拯救了梁山泊。《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好言利”，执政行事把利字摆中间，曾有人给王安石出了个馊主意，把梁山八百里水泊填了种田，王安石想到个问题：那梁山的水排到哪儿去呢？刘攽打趣说，在附近再开个八百里水泊不就好了。“荆公笑而止。”幸好如此，要不就没后来宋江什么事了。
刘攽因谐谑，让不少同僚“心衔之”。神宗年间，刘攽知太常礼院，就把同僚得罪了个遍。孙觉又高又胖，孙洙又矮又瘦，还留着大胡子，刘攽就给人起外号叫大胡孙、小胡孙。
《宋史》里替刘攽惋惜，说他“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谐谑是性情，是臭脾气，还真不好改。石中立，在《宋史》里被说“好谐谑”。郎中上官泌劝他当官要慎口，石中立回了句：“下官口干上官鼻（谐音泌）何事？”
刘攽戏谑尺度大，拿人家身体缺陷开玩笑，的确过分。不过，他并非吐槽起来没底线。《道山清话》说了句公道话，“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王安石上位时，大臣们曲意逢迎，只有刘攽敢当面攻击他。但是在背后，刘攽从来没说过王安石一句坏话。
刘攽说白了是个耿直boy。怼人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人有不韪，当面折之”，才是清澈为人之道。
一对好损友 最后竟无语
刘攽比苏轼大13岁，王安石推新法，两人都是反对派，政见相同。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力主在科举中废诗赋而用策论，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陈说隋唐以来诗赋取士，卓有成效，不应废除。刘攽上奏《贡举议》，直言时下科举的问题，不是考生不行，而是考官不行。两人一起唱反调，自然靠边站。
刘攽和苏轼相交大约20年，都是放荡不羁的性子，重要的是意气相投。两个人唇枪舌剑，见招拆招，给后世留下了不少谈资。
“三白饭”的故事最出名，但不少讲述有出入。一天苏轼对刘攽说，有人曾经请他吃过一次“三白饭”，是人间至味。刘攽问三白为何物，苏轼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过了些日子，刘攽下书请苏轼过来吃“皛（xiǎo）饭”。苏轼到了刘家，一看桌上摆的是萝卜白饭和咸盐，才明白是刘攽旧话重提。苏轼欣然吃罢，临行时说打算回请刘攽吃顿“毳（cuì）饭”。刘攽肯定知道苏轼没安好心，但仍好奇何为“毳饭”。次日到了苏府，干坐良久，不见苏轼上饭，刘攽催问再三，苏轼才回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这不就是毳饭吗？”《通雅》载，江楚广东呼“无”曰“毛”。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有个“前传”，说“皛饭”是苏轼在钱勰家吃到的。三白有差别，变为了“饭一盂、萝卜一碟、白汤一盏”。
“三白”之说源自唐代，杨晔在《膳夫经手录》说：“萝卜，贫寒之家与盐、饭偕行，号为‘三白’。”
苏刘两人相戏，百无禁忌，但亦有暖心之举。刘攽妻子去世之后，内心孤苦，苏轼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宽慰刘攽：
岁恶诗人无好语，
夜长鳏守向谁亲。
少思多睡无如我，
鼻息雷鸣撼四邻。
最后一句，以呼噜声自嘲，博友一乐。
刘攽晚年，饱受风疾之苦，须眉脱落，鼻梁断坏，苏轼还诌了个“逼孔塔（鼻孔塌）”的典故挖苦他。《东坡志林》载，刘攽临终时，苏轼前去探望，刘攽因风疾已不能言，“默为祈死”。
两位最佳损友，在刘攽人生的最后一刻，竟无言以对。戏谑到尽头，总归笑是别人的，泪是自己的。（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