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与商丘的历史探源
从殷商到明清乃至当代，黄河和商丘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们在关注黄河的时候，不能不关注黄河流经的城市和历史变迁，以及黄河给它流经的城市带来的伤痕或繁华。黄河对流经的城市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比如城市气质、历史、水利、生态、农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在黄河下游频繁改道的地区，城市的发展变化尤为突出。
黄河是一条河道多变的河流。航道改变带来的灾难不亚于战争，它决定迁移的地方大多在下游。据记载，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决口1500多次，重大改道26次，其中特别重大改道6次。河道的范围摆动到整个黄淮平原，北至海河，南至淮河，甚至淮河南岸的苏北。在方圆这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黄河涛动的痕迹。
战国末期(公元前360年)建峡与绥水串联，古黄河与绥水相通。分汊是古代最早连接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当时黄河被称为“浊水”。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是绥水的重要源头，绥水附近曾经有过水族(绥水也有类似的音节，后来被绥水取代，后来水族南迁，至今仍活跃在贵州南部)。水族和中原文化的渊源，足以说明中华民族的家族和宗族纽带，有时是靠单纯的信仰图腾来维系的，岁水有着神圣的历史使命。
隋代通济渠西段为开封陈留镇至商丘虞城县固戍镇的绥水河。金元以后，黄河灌溉，旧路渐失。直到1629年黄河决口，绥水故道失守。
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黄河断流，河道明显改变。当时黄河在渡口(今河南滑县西南)附近决口，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即从渡口向东南，流经本长垣东北、东明以南、定陶以西、以南、禹城东北、砀山以北、萧县以北，绕过徐州汇入旧河道，东南经郫县西南流入淮水。在此期间，黄河的流向经常改变。金爱宗盛世元年(1232年)，黄河过兰考，过睢县，取宿迁从睢水到淮河。当时，蒙古军围攻金朝的贵德(今商丘附近)。晋人被困在，人心惶惶。金人为了保城，曾计划在凤池口(今商丘西北22里)开河堤，放水护城。蒙古军压城，金人无人突围，成功实施放水护城计划。但蒙古军也想到了河水破城的策略，于是挖了凤池口，从贵德西北灌下黄河。由于城高，河水没有灌入城内，而是绕过城，流入归德西南的水中，夺取它，进入司。最后，贵德城被决计的黄河水作为盾牌救了下来。这次人工破河对黄河变迁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促使黄河第一次进入何穗，使黄河的摆动范围超出泗水，进一步向西南移动。这也是黄河与归德城(今商丘)的历史联系，也证明了归德城自然城的牢固。
234年，南宋抗击蒙古侵略军，蒙古侵略军破河的伎俩再现。这一次，口中的
1951年，元代著名的河防大臣、水利学家贾鲁主管河道整治工程。鉴于当时沿河百姓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的悲惨境遇，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总防汛大使，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河治理”。新河大致经过今天的封丘南、开封北，东明、兰考之间，商丘北、禹城南一带，夏邑、砀山之间，萧县以北，东经，入徐州泗水，最后入淮河。这条河的特点是河的深度和宽度以及堤防的高度和宽度有统一的标准，有完整的工程体系。人们也称这条河为“贾鲁河”。
416年，开封附近河流决口，东南流经祁县、睢县、柘城县，汇入涡河。
489年，在武元至开封之间的黄河下游多次行刑，北方主要河流到达元阳、封丘、开封、兰考、商丘的东经，向东至徐州入运河。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通瓦室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没封丘、祥符两县，然后向东流向兰义、考城、长垣三县，再分成几条支流。这次改道结束了黄河从淮河入海的历史，黄河下游转向东北，注入渤海，恢复了北宋以前的流向。
“安史之乱”绥阳城兵守城，江淮屏障保护了南方的稳定，但也是唐代南北经济的分水岭。尤其是宋朝南迁后，北方的经济逐渐不如南方。由于失去了经济支撑，黄河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不得不由水运来支撑。黄河穿越大运河，黄河之水曾在维持航道运行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商丘是隋唐大运河的节点城市。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长约200公里。隋唐至南宋初兴盛，宋南迁江南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日渐萧条。如今，商丘南关码头遗址(隋唐大运河商丘码头遗址)是中国大运河考古发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城市堤岸，堪比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申遗成功后，也是商丘与世界对话的文化支撑
群的一员，商丘因其天然地利禀赋而又与黄河、大运河发生有重要交汇，故而，商丘的河流水系迁徙也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睢水，亦濉河，中国古代著名河流，也是与黄河发生联系的一条大河。《水经注》载，“睢水向东流经南亳，即商汤所都。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睢水与黄河改道也发生了时空的交汇，无论商汤还是微子启都在睢水附近建都，这与因水而城生有必然联系，也再次说明，古都商丘的历史因水而兴，又因水而迁徙的辩证关系。
殷商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殷商文明代表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发达程度，可以说中华文明正是在殷商文明基础之上逐步走向辉煌，而豫东之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拥有璀璨的东方思想智慧大家，万世之师孔子、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墨子、名家惠施皆诞生于以商丘为核心的方圆两百公里的圣人文化圈。因此，商丘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源头地位不容忽视，商丘也无疑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区，商丘历史名人对黄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黄河下游影响有一定关系，黄河、城市、城市文明有着密切联系。
二、商丘黄河故道是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黄河与长江，一北一南，都是中国文明之源，华夏之根。黄河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黄河治理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历史文化、黄河名胜文化、黄河故事传说、黄河科学技术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都属于黄河文化大类。民俗、服饰、饮食、建筑、宗教、军事、农耕、考古等属于黄河文化的具体细分。而秦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是黄河文化与所流经的区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黄河文化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视域，无论哪一种角度，都具有较大的价值。很明显，黄河故道可以说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维度都可以找到其作为黄河文化一部分的价值支撑点。
一般而言，黄河曾经流经的河床及其所遗留下来的故有河道，皆可称为黄河故道。目前，学界和民间所称的黄河故道特指位于今黄河河床以南、淮海流域北部、1855年黄河北徙前夕、河南兰考以下至入海口的黄河故道。这段故道又被称为“废黄河”“淤黄河”“故黄河”。也可以说，黄河故道也是研究黄河河床、河道、水文、文化、历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河故道西起兰考县东坝头，东至江苏省滨河县海滨港镇入海口，流经开封、商丘、菏泽、淮北、徐州、宿迁、淮安、盐城，总长度为775公里。故道横卧黄淮平原，和郑徐高铁几乎并行，跨四省八市，域内总人口26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2000万，蕴含丰富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系黄河流域具有国家级意义的区域生态带、经济带、文化带。而商丘930万人口的城市，占黄河故道沿线城市群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商丘亦是粮食重要产区，故而商丘黄河故道的研究价值不容小觑。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特点之一是放水淤田，由于黄河干支流从黄河上游冲下富含有机质的泥沙，中下游可以把泥沙沉淤到预定的田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粮食产量。黄淮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下游淤泥冲积而成，所以，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基本是黄淮平原重要农产区。
商丘明清黄河故道西起民权县野岗乡温庄村，东至虞城县张集镇豫皖交界处，全长146公里，自西向东横贯民权县、梁园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虞城县，流域面积1408平方公里，原有113万亩沙化土地，沿途有任庄、林七、吴屯、郑阁、马楼、石庄、王安庄7座水库，是商丘市风沙危害的主要源头。
民权县是一座北望黄河的小城，拥有故道万亩沃土，民权葡萄老藤的历史也经受了黄河、风沙的洗礼，这样的葡萄是上天的恩赐，民权葡萄酒历史上辉煌过，产有红极一时的“长城”葡萄酒，由于商业原因错失商标权，但这并没有阻挡民权红酒前进的脚步，近年来，民权红酒再度发力，冷谷红等品牌成为悦享人生的佳酿，民权红酒因独特的产地，逐步成为河南区域知名品牌，为黄河故道饮酒文化增添几分中庸之道。
虞城县的田庙乡、乔集乡、张集镇都属于商丘黄河故道腹地，植有大量经济果木，盛产苹果、梨子、桃等畅销水果，此区域也是豫东最大的果林之乡，虞城红富士“个大红润”“汁多甜脆”，广受市场赞誉，这无疑得益于黄河故道周边土壤肥力，所以，虞城红富士也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
民权申甘林带、商丘国家森林公园都是黄河故道生态屏障，固沙涵氧，天然生态，既是治沙防风的结果，也是对黄河故道的一种重要保护举措。这里面又蕴含着商丘几代人对黄河故道风沙治理的心血和汗水，它们无疑是黄河治理文化一个重要方面。
固堤放淤是明清治黄史的主要方略，潘季驯治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主张通过堤防束紧河水，通过完备的堤防体制，实现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意图，为治理黄害开辟一条蹊径。因此，明清黄河故道大堤是治黄见证，至今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可见故道大堤，而商丘黄河故道沿线大堤仍有完好遗存。这也彰显了黄河故道在黄河治理文化历史上的价值。
无论是果乡林带，还是水库，故道大堤，无不蕴含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它们是黄河治理文化、黄河农业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历史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的合集，所以，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价值，研究黄河文化，黄河故道不可缺，商丘黄河故道亦然。
三、商丘黄河故道边上的古都城
黄河下游曾存在许多湖泊，由于黄河泛滥，把大量泥沙淤积到这些湖泊当中，湖泊渐次堰塞，最终被淤为平地。“利民”一词最早出于《商君书去强》：古代指工商业者；有利于民。水乃万物之源，利民镇是“上古九泽”孟诸泽水域重地。孟诸泽是位于商丘、虞城北面的面积较大的一个湖泊，唐代，孟诸泽周围约50多华里，一度为几大泽之首，宋代以后逐步淤平。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约四千多年前，在黄河下游居住着很多氏族部落，当时，人们定居的位置选择在河流湖泊不远也不太靠近的地方。舜先前是虞部落的首领，被称为“虞舜”，其子义均封于商（今虞城），是谓商均，他继承有虞氏之号后，将封地“商”改为“虞国”，建都虞城（今利民），商均便成为夏朝虞国开国之君，商均其实也是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之人，在《尚书》中有载，商均说“羿的射箭技术高明，就负责射太阳，我和禹负责治理洪水。”今有商均墓祠坐落于利民古城，墓冢的高台就是后人祭奠商均，感恩商均功德的见证。所以，虞城四千年历史的渊源，要从商均计起。
少康是夏的第六代天子，少康中兴是少康中兴夏朝，复兴夏朝的励志典范，他逃过了敌人的追杀，逃奔有虞氏，做了庖正（掌管餐饮，发明了酿酒术），有虞国之君虞思（商均儿子）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少康忍辱负重最终逆袭，建都纶邑（又称纶城，为有虞部落活动区域，少康投奔的有虞和他受封的纶均在虞城利民），他勤政爱民，精于农业水利，出现了夏中兴的局势。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都亳，建立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商朝，商汤的宰相伊尹是一位治国理政的大臣，还是烹饪界的鼻祖，他跟随商汤，辅佐商汤，用五味调和原理阐释治国理念，伊尹辅佐商汤的故事一度成为美谈。从商丘与黄河之间的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商汤都亳，应该是距离黄河不近不远的区域（一说在今虞城县谷熟镇一带），包括后来黄河改道流经商丘的变迁图也可以看出端倪，商汤之商朝无愧于黄河边的第一古都，而亳地属于商丘的版图，殷商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由此而生。
商均封地和少康建都地均在虞国（今利民），岁月变迁，利民曾是虞城县府所在地，被称为虞城老城，据县志记载，1954年，南谷熟县与北虞城县合并为新的虞城县，虞城县城所在地由利民镇迁到马牧集（今虞城县城），虞城县的名称有1400多年之久，与四千多年的有虞、虞国一脉相承。商均建都至明嘉靖年间的利民旧城因黄河水患，沉埋于地下，而如今的利民古城新貌仍可见城湖、城廓，俯瞰如今的利民古城，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城市城池的建制，与商丘古城联袂，堪称“姊妹双城”。
利民镇的镇域经济在虞城名列前茅，诞生了区域农业产业化龙头品牌――科迪，科迪的过去现在堪称草根创业奋斗史的教科书，它带动了周边食品产业链的发展，助力了农民脱贫，其模式有成功经验，其经营也有很多警示，黄河故道有机生态牧场一度成为科迪乳业的一张名牌，而且在三聚氰胺利空来袭之时，科迪乳业健康无价的品牌价值一度受到消费者的信赖。关于其未来，我们认为在商丘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中，科迪依然值得关注，因为，它曾经是利民的荣耀，也是商丘的荣耀，甚至是河南的荣耀。
总之，历史上商丘古都城与黄河、黄河故道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不止商汤都亳、商均封虞、少康中兴这三个典型的古都城，商丘还有一些古都、部落、古镇都有同样的历史变迁，它们虽然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但是，对于后人研究河、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尤其是利民古城之于商丘黄河故道具有较高的历史和当代价值，也是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的价值体现。（谷雨）
来源： “文化强国”光明日报协同推广平台商丘工作站
